兵不足，将也出了问题。

    宋哲元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赵登禹，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威风凛凛的打虎将了。

    众所周知，冯玉祥对老西北军的管制以严苛著称，经常性不发饷银，造成了后来树倒猢狲散，大家都不肯跟着老冯干了。29军虽没有达到过老西北军那样大的规模，但其高层来自于原老西北军的各个派系，成分也十分复杂，而宋哲元本人在声望上又远不及冯玉祥，怎样保持军队不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宋哲元无须为此发愁，因为有萧振瀛在，哪里苗头不对，自然有这个善打人际交道的军师去摆平，等到萧一走，就轮到宋哲元孤零零地坐在前台了。

    显然，聚财不分财，肯定是失败的。宋哲元反其道而行之，他分财不聚财。

    长城抗战之后，经济条件一改善，他就给各师军官“分赃”，经常一万两万地发钱，有时甚至还赠送房子。

    天长日久，军队高层渐成奢华风气。在老西北军时代，凡是抓到有军官赌博的，不是撤职，就是关押。到了29军驻守华北时期，整体军纪却大幅度松弛下来，老西北军时传下来的各条禁令几成废纸，吃喝嫖赌抽在军队中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管，谁要洁身自好，别人还会说你是傻瓜蛋，不合潮流。

    宋哲元在个人自律上是很严的，然而他自从“战而优则仕”之后，便很少进入军营，对此既不了解，也很少过问。

    在治军上，他和冯玉祥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太苦太紧，易散，另一个太奢太松，结果散倒还没有散，内里却烂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追赶潮流”，躺在炕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张自忠和赵登禹为最。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

    由于深深陷入“烟霞之癖”，张自忠变得晕晕乎乎，脑子就没有清醒的时候，赵登禹的身体则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昔日的打虎将高大威猛，身躯雄健，而在南苑担任总指挥时，却已极度消瘦，与原来判若两人。

    赵登禹在南苑的指挥十分混乱，临时抽调学兵团设防成了他最大的败招。

    学兵团全是新兵，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有八九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些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所以他们的实际军事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人甚至才刚刚领到枪，连怎么射击都不知道。

    当然，由于情况紧急，使用学兵团也是无法之法。可是用归用，你却不能让他们马上就单独御敌——或者应让老兵带着，或者给其他作战单位作配合，如果缺乏这两样东西，让一群孩子上战场，无异于驱羔羊入虎狼之群。

    赵登禹让学兵团负责守卫的，却是极其重要的东南阵地。年轻人并无退却，然而死伤殆尽，南苑的第一个缺口即从此处被打开。

    我去过南苑，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悲情。

    那么多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花一样灿烂夺目，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了，而且永不能返。

    这是多么残酷的青春。

    缺口被打开之后，赵登禹便再无力量组织反击。

    在29军领兵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