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吗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外，他也需要弥补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

    国民党内为人处世，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亲自陪同蒋氏进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资。

    飞机还在飞行途中，飞机上的人则是心境各异。

    蒋介石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看上去，丝毫没有脱险后的那种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于蒋介石，其他人则要轻松得多。

    宋美龄看着窗外，虽然疲惫，但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微笑。

    他们夫妇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后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特大喜讯，这个圣诞节，上帝实在是太照应他的子民了。

    张学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阳时，天已黑了，由于事先并没有通知洛阳方面，因此少帅命令飞行员在洛阳机场上空盘旋一两圈，以便让地面的人知道他们要降落。

    飞机降落，张学良看到无数学生和士兵朝这里涌来，只是他们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