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父亲与儿子逐渐发现，所有我称之为“姿势”的动作，无论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开瓶塞，所有这些平凡的动作全都变了样，失去了正统纯粹。一开始，从“风尚”咖啡馆里观察人群，他们想不通路上的那个男人究竟在模仿谁，毕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胞。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

    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我不打算重述师傅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唐可笑的动作，一笔一画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他父亲根本连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不纯净的杂种动作。由于害怕自己“孩子”的纯真会受到这些虚假姿势的污染，他决定不再离开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关进地窖，声称已经找出了“隐藏的意义和秘密的本质”。

    检视着班迪师傅在人生最后十五年中创造的杰作，我满怀恐惧地察觉到，像一个“狼孩”在多年后初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样，我省悟到这含糊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在这一群望着我、朝我移动的假人之中，在这一群叔叔婶婶、亲戚朋友、熟人之中，在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着我的形象。即使我此刻身处这片遭到飞蛾蛀蚀的凄凉黑暗中。厚重的铅灰尘埃下，我同胞的塑像（其中有贝尤鲁的流氓、女裁缝、富可敌国的谢福得先生、百科全书编纂者萨勒哈汀先生、消防队员、畸形的侏儒、老乞丐和孕妇）让我联想到受苦的神祇，他们失去了纯真，也失去了他们在微光中被夸大的威严神态；让我联想到忧郁憔悴的忏悔者，他们渴望成为别人但无法如愿；让我联想到不幸的边缘人，他们无法倒上床铺纵情欢爱，因而互相残杀。他们，如同我，如同我们，或许在过去某个遥远得仿若天堂遗迹的一天，也曾经凑巧发现了谜底，恍然明白自己朦胧存在的隐秘意义，只不过他们忘记了。我们受失忆所苦，我们卑躬屈膝，但我们仍坚持做我们自己。我们擤鼻涕、抓头、走楼梯的模样，我们悲伤与挫败的表情，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各种动作，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惩罚，斥责我们坚持要做自己。班迪师傅的儿子描述父亲的信念：“我父亲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用再模仿别人。”他说话的同时，我脑中却想像着，这一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努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

    此种欲望，我后来得知，并非全然不切实际!一位喜欢用稀奇玩意儿吸引顾客的商店老板，有一天来工作室买了几件“产品”，或许是他知道它们很便宜。然而，他买来展示的假人的姿态和动作，与商店橱窗外川流的人潮和顾客们实在太像了，它们如此平凡，如此真实，如此类似“我们的样子”，以致人们对它们完全视而不见。于是，商店老板把它们锯成一截截，打破了它们的整体性，使得赋予在整体姿势上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