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力竭回家的路上，再也不会打开公车的车窗，呼吸海草的清香。相反，为了防止泥泞和腐尸的恶臭渗隙而入，他们会拿报纸和破布塞在公车的车窗缝间，而窗外的深谷里，是被火光照亮的恐怖黑暗。

    到处是卖气球和哈发糕小贩的海边咖啡馆，是我们相聚聊天的地方，但从今以后，坐在这里，我们将不再看见海军的照明灯光，取而代之的是海军地雷的血红闪光，从好奇孩童的手里爆炸散开。海滩上的拾荒汉，过去靠捡拾被巨浪冲上沙滩的锡罐和拜占庭钱币讨生活，如今他们将发现别的东西，像咖啡磨豆器，多年前被洪水从滨海区的木房子里拖出来，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上面的布谷鸟已长满苔藓的咕咕钟；以及贻贝包覆的黑色钢琴。到那时候，有一天，我将会钻过铁丝网，溜进这个新地狱，去寻找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

    这辆黑色凯迪拉克是一位贝尤鲁大哥（我喊不出“流氓”两个字）的纪念车，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个菜鸟记者时，曾经跑过他的故事，他经营了一间堕落巢穴，那个地方的休息室里挂了两幅我非常欣赏的伊斯坦布尔街景画。全伊斯坦布尔只有另外两辆同款车，一辆属于铁路大亨达德伦，另一辆则由烟草巨子马鲁夫所拥有。我们的大哥（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把他捧成一位传奇人物，并把他最后几天的故事做成系列，刊登了整整一星期），半夜被警察围捕，驾驶凯迪拉克载着他的情妇，从安德托海岬冲入博斯普鲁斯的黑水里。根据一些人的说法，他是因为吸了大麻神经亢奋，要不然就是故意模仿亡命之徒骑马飞越悬崖。他的黑色凯迪拉克，潜水员连续花了一星期搜寻却一无所获，报纸和读者也很快将它遗忘了，然而，我想现在我猜得出它所在的位置。

    它应该就在那里，深陷在这座过去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生山谷谷底，位于泥泞的悬崖底下。悬崖边缘有几只七百年前的鞋子和靴子，零零落落凑不成对，早已被螃蟹占据为巢，还有骆驼骨骸、玻璃瓶，里头装着写给不知名情人的情书。下方的斜坡满满覆盖着海绵与贻贝，偶尔钻石、耳环、汽水瓶盖和金项链闪烁其中。悬崖谷底，离车子不远处，一艘沉船的死寂船舱里，有一座临时增建的海洛因实验室，再过去一点，是一片沙洲，源源不绝的血水从一桶桶用碎马肉和驴肉制成的走私香肠里渗出，滋养了满地的牡蛎与海螺。

    我找寻着汽车的下落，置身于沉寂、有毒的黑暗中，聆听车子的喇叭声来往于如今该称为山路的滨海公路。我将会遇见被抛入海中的皇室造反者，依然蜷缩在麻布袋里，姿势与溺死时一样；我将会发现东正教教士的骸骨，脚踝上套着铁球和铁链，手里仍紧抓着十字架及令牌。当我看见英国潜艇的潜望镜被当成烟囱而冒出青烟时（这艘潜水艇当初的任务，是击沉载着我军部队从托普哈内港驶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古西摩轮船，然而它自己却沉没海底，潜入苔藓蔓生的岩石间，螺旋桨缠上纠结的渔网），我将明白我们的市民已搬进了舒适的新家（在利物浦的造船厂建造完成），他们用瓷杯喝下午茶，坐在丝绒军官椅上，这些椅子上曾经坐着拼命张口吸气的英国人的惨白骨架。薄暮时分，再往前一点，则是从凯瑟·威汉姆的战舰中垂下的生锈船锚，在那里，一台电视机闪闪发亮的屏幕朝我眨眼。我将会发现一些残余的热那亚赃物宝藏、一座塞满烂泥的短管大炮、各种雕塑和肖像，刻画出消逝的古国文明，一只黄铜枝状吊灯，顶端立着坏掉的灯泡。继续往下走，涉过泥沼绕过岩石，我将会见到船役奴隶的骨骸，他们被链在桨上，安静地坐着凝望星空。或许我不会太注意从海草树林悬垂而下的项链、眼镜和雨伞，但我将会惊惧莫名地审视全副武装的十字军骑士良久，望着配备齐全的华美马匹骸骨仍旧固执地屹立不倒。在恐惧中我将惊觉，全身披挂勋章和盔甲、长满蚌壳的十字军骨架，正守护着黑色凯迪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