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细高个儿说，能参加卡尔斯历史上的首次直播，他感到非常荣幸。晚上演出的节目有寓意深刻的故事、国家队守门员的真情告白、政治史上令人汗颜的秘闻、莎士比亚和维克多?雨果的戏剧选段、一些出人意料的坦白、土耳其戏剧史和电影史上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笑话、歌曲、可怕的惊喜，还提到了“多年后悄无声息地回到国内的最伟大的诗人”卡的名字。伊珂在桌子底下握住了卡的手。

    “听说您晚上好像不愿意去那里。”图尔古特先生说。

    “在这里很好，我感到很幸福，先生。”卡将胳膊向伊珂贴得更紧。

    “其实我不想破坏您的好心情，”韩黛说。大家突然几乎对她都有些害怕了。“可今晚我是为您而来的。我没读过您的任何作品，可我知道您到过德国，是见过世面的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请您告诉我，最近您写过诗吗?”

    “来卡尔斯后我有了不少写诗的灵感。”卡说。

    “我想您可以告诉我，我该怎么来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写诗的?是靠苦思冥想吗?”

    在德国时，同土耳其读者们一起参加的诗会上，这是妇女们最常问诗人的一个问题，可卡每次都像是被问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似的感到很吃惊。“我不知道诗怎么写，”他说,“好的诗歌好像来自于身体外部，来自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他看到韩黛怀疑地看着自己。“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理解苦思冥想的。”

    “我整天都在努力，可是眼前老是出现不了我想像中的东西，我想像不出我不戴头巾是什么样子。我眼前反而老是出现我想忘记的东西。”

    “比如说，是什么?”

    “戴头巾的姑娘越来越多后，安卡拉派了一位女士来劝我们摘掉头巾。这位‘说客女士’在一个房间里一个个地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地谈话。她问我们:‘你父亲打你母亲吗?你兄弟姐妹几个?你父亲一个月挣多少钱?戴头巾之前你是怎么穿着的?你喜欢阿塔图尔克吗?你家里墙上挂着什么画?你一个月去几次影院?你认为男女平等吗?安拉和政府孰轻孰重?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受过家庭暴力吗?’等等，有上百个问题，她把我们的回答写在纸上，把我们的资料也填进了表格里。她涂着唇膏，染着头发，不戴头巾，就像时装杂志里的人物一样，衣着华丽，可怎么说呢，实际上她又很纯净。尽管有时她的一些问题会把我们惹哭，但我们还是很喜欢她的……我们中有些人甚至想但愿卡尔斯肮脏的泥泞别把她弄脏了。再后来我就开始梦见她了，但一开始我没怎么当回事。现在我每次想自己摘掉头巾抛头露面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当成这位‘说客女士’。我也变成她那么华丽，穿着细高跟鞋，穿得比她还暴露。男人们对我都很感兴趣。一方面我感到很高兴，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很羞愧。”

    “韩黛，你不想说的话就不用说这些让你难为情的事。”卡迪菲说。

    “不，我要说。因为在幻想中我是难为情的，可我并不为我的幻想感到难为情。就算我摘掉头巾，我相信我也不会成为那种想要男人们为其争风吃醋的女人，不会成为那种沉迷于淫欲的女人。因为我是在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情况下摘掉头巾的。可我也知道，人们即使是在不相信的情况下，甚至是在自认为不情愿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陷入淫荡的。男人，女人，我们所有的人晚上做梦时，都会和日常生活中我们以为自己一点都不想要的人一起造孽。不对吗?”

    “够了，韩黛。”卡迪菲说。

    “不对吗?”

    “不对，”卡迪菲说，她转向卡。“两年前，韩黛本来要和一个非常英俊的库尔德小伙子结婚的。可他参与了政治，被打死了……”

    “我不摘掉头巾和这没任何关系，”韩黛有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