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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主要的,他们那一代人还认为,写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说,你是个写东西的料,我给你创造个写作环境。

    于是,他把我调到了市行营业部,因为营业部主任董庆毅(前年他因车祸去世,愿他在天上平安快乐)为人开通大度。在他和行长的默许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当“作家”。这自然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幸运。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一圈步,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烟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古墓那样安静。每当这时我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即使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引起关注,但能一直享受这样的书房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更何况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鸭绿江》主编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时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阳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写东西,让我发几篇给他看看。

    过了几天,祝勇给我打来电话:我想给你出本书,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书,而且我估计书可能卖得很好。

    于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版的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出书实在是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个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书。因此,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虽然封面做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还是感觉很兴奋。

    这本书起印五千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众多新书当中。虽然不久都卖光了,但是在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读者却有了反馈。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这本书。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发现,出版是将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的大路。出版的传播力比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学期刊,读者群基本已经净化为“纯文学读者”。虽然一开始我走的是“文学之路”,但其实我的作品并非标准化的“文学性写作”,我写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离现实可能比大部分小说都要近。它们的读者,更多在文学期刊的订阅者之外。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因此特别在意一本书的市场反应。与文学期刊疏离了社会不同,出版业已经相当市场化,编辑们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位有读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书的出版颇遇艰难外,我的书出版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三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不久,我在报纸上网上很快见到了白岩松、柴静评论了这本书。影星袁莉在我经常看的《锵锵三人行》中提到了这本书,那年《艺术人生》的年终评点,张越、崔永元等几位嘉宾似乎也提到了这本书……于是我意识到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出版社没有进行过一个字的宣传推广,但是这本书通过口碑相传,渐渐传播开来。印数很快就过了三万册,而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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