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中午正好没人，我撕开了信封，里面的是一幅龙飞凤舞的行书：

    “张宏杰先生：你的《无处收留》写得棒极了！准确、结实、饱满。编辑部一致同意向你约稿，因《大家》明年将倾力推出一种实实在在但同时也更为文学、更边缘化的写作方向。《无处收留》略嫌偏‘实’，若能再个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发。朱晓桦。”

    你可以想象我的兴奋。我终于确信，“文学事业”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回事儿。有那么一群敬业的人在操持着人类的灵魂或者心灵。那时的《大家》

    创刊不久，上升势头很猛，办得非常有范儿，开本很大，黑色的印有历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头像的封面做得大气十足。朱晓桦字体潇洒的信我读了许多遍，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青年人。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无处收留》进行修改，朝着我理解的“个人化”风格靠拢。虽不至于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脑中犹如热恋中的大脑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

    那黑色的封面。半个月后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后就是数着日子等待。

    写作两年，终于“梦想成真”了。能在《大家》这样有份量的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应该也算一个漂亮的开头了吧？也许过些天，我就会去“春城”昆明开笔会了。

    三个月后，第二封信来了，我急切地打开，却是一盆冷水：“你的《无处收留》送审时未通过，说是暂时不发历史题材。《大家》杂志社将要自负盈亏，在如何走向市场上考虑得较多，原来选定的许多稿子都压下了，你也可以别处想想办法。”

    我曾经铁了心要把处女作发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鸣惊人，一举成名。我最讨厌的事只有一个：平庸。不过，在《大家》退稿后，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无处收留：吴三桂》这篇我最喜欢的稿子之外，我将《蒙古无边》等其他稿子投给省级文学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学圈儿”啊。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辽宁省的那本《鸭绿江》，虽然今天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经辉煌一时。

    标准自减一档，似乎就一路通畅：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鸭绿江》

    一位叫李轻松的编辑热情洋溢的回信，然后，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鸭绿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无边》，于是这篇文章成了我的“处女作”。

    从那之后，我和诗人李轻松成了朋友。通过和她通信，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在这样一本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其实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她说，发现我作品时，她刚刚从别的单位借调到《鸭绿江》作编辑，一般的编辑都不爱看自发来稿，因为里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这个新手还有兴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来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还有“自然来稿”这一说。也就是说，文学刊物中刊发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这样直接写上“某某编辑部收”的稿件。你起码要写上具体某个编辑的名字，被拆开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谱的做法是，先设法与编辑认识。起码，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绍。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会降低很多。一般来说，一本刊物刊发的“自然来稿”，也许只占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觉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学世界”不是这样的。在我心目中，“文学世界”真有点“高于生活”的意思，它应该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着非世俗的规则操作的事儿。我一直认为作家一开始都应该是“自然投稿”，而编辑对所有稿件都应该是一视同仁。有这个“文学世界”存在，或者说，有这样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这个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这一事实对我震动很大，让我晕头转向了许久。我回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