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走在长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宽阔大道上,你遇见的绝不仅仅是唐朝人。
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黑色人种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要感受什么叫做国际性大都市,你必须来长安;要感受什么叫做对外开放、与时俱进,你也要来长安;要了解当时的东西方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况,你更要来长安。
因为当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而大唐帝京长安则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学家向达先生说,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7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
据统计,唐朝曾先后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为了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唐朝专门设立了鸿胪寺,由当时朝中的国际政治专家担任主管官员。长安城中甚至有专供外国人长期居住的“番坊”。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唐朝读书之后,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身在唐朝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到长安的太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完成学业后留在唐朝任职,历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等职。
晁衡在长安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结成了好友。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晁衡作为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者,与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险,船只漂到越南,友人们误以为他已经遇难,极为悲伤,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了长安,一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后在中国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国使臣出使唐朝后也留了下来。比如波斯大酋长阿罗撼,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国后便留在唐朝为官,此后又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东罗马)等国,因功被授予右屯卫将军、上柱国、开国公,位尊爵显,并一直在中国活到了95岁高龄。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说过:“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
除了留学生和使节,在唐朝定居数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专门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兰州、凉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贞观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而各国商人在长安西市开店经商、长期居住的也有数千家之多。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广州定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仅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死于战乱的外商就达12万人以上。
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可直达中亚、西亚、东欧,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楚州或明州出海,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此外,由扬州、明州、泉州或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穿越马六甲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