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买卖对武后来说显然是非常合算的，因为三省合议的宰相制度不仅是对相权的分化和制衡，同时也是对君权的监督和制约，如今武后借裴炎之手削弱了门下省的驳议之权，这自然为她日后畅通无阻地行使最高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控制禁军。高宗去世前，在武后苦心经营的权力之网中，军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武后当然知道，倘若没有军队的拥戴，任何执政者的地位都将是不稳固的。所以这一次，武后特意提拔了两名将领，让他们分别掌管左右羽林军。这两个人就是程务挺和张虔勖。当初裴炎为了排挤裴行俭，就把平定东突厥的功劳归给了他们。而这一次，武后又让他们掌管了禁军，程、张二将无不对此感恩戴德，从此成为武后的铁杆拥趸。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武后接下来废黜中宗的行动中，程务挺和张虔勖的禁军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镇抚地方。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哲即将除丧的最后日子，武后派遣了四名心腹将领：王果、令狐智通、杨玄俭和郭齐宗，分别前往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扬州（今江苏扬州市），与当地的府司共同镇守。这四大都督府是唐朝地方上的军事和经济重镇，其中，并州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又是防御东突厥的桥头堡，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益州素称天府之国，历来享有“沃野千里”“民殷国富”的盛誉，是唐朝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荆州是中南地区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四通八达，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扬州富甲天下，是唐代最大的经济都会，也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与益州正相颉颃，被时人称为“扬一益二”。

    在权力过渡的敏感时期，武后以心腹将领出镇这些重地，足见她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此举具有双重作用：从积极意义上讲，是为了防止地方叛乱；从消极意义上讲，即便武后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她也还有许多后路可退。所以，武后的这最后一着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

    公元684年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朝廷先后更换了三个年号：嗣圣、文明、光宅。这背后，是一段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历史。朝野各种势力在这一年里竞相登场，展开了一幕幕有声或无声的博弈和厮杀。而武后则独自一人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翻掌为云，覆手为雨，把各式各样的对手一个个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或者径直推入死亡的深渊。

    第一个被她从天堂打入地狱的对手，就是她的第三子：中宗李哲。

    新年的正月初一，刚刚脱掉丧服的新君李哲就迫不及待地改元嗣圣、大赦天下，同时册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

    然而，此刻的李哲却不无郁闷地发现——尽管他已经贵为皇帝，可武后丝毫没有还政于君的意思。

    而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满朝文武，宫廷内外，几乎都是他母亲的党羽。放眼所及，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人。

    李哲愤怒了。

    既然让我当这个天子，你就要给我天子的权力！

    李哲开始愤而行使自己的天子权力了。就在册立韦后的同一天，李哲就把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从小小的普州参军（正九品下）一下子提拔为豫州刺史（从三品）。正月十日，李哲又把韦后的一个远亲、时任左散骑常侍的韦弘敏任命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一步跨入了宰相的行列。

    很显然，血气方刚的中宗李哲既不想当傀儡天子，也不想当光杆司令，所以他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如今既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赖，那他当然只能倚重外戚了。

    又过了几天，李哲再次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