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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最后的障碍——李贤
    据说李贤天性聪敏,很小的时候就已熟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古诗赋数十篇,有“暂经领览,遂即不忘”的本领。由于他勤奋好学,腹有诗书,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

    上元二年六月,李贤刚刚继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监国。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监国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贤的表现也并未让朝野失望。在监国期间,史称其“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他“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而且表扬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能用功读书等等。总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现都让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诏的最后,高宗还特意强调了八个字——“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旧唐书·章怀太子传》)

    在此,高宗的满腔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贤能够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李弘之死对他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刚把李弘培养成一个朝野公认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却说没就没了。这不仅让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给东宫造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权力真空。所以,此时摆在高宗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并拥戴的合格储君!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间,亦即李弘刚刚下葬之后,马上对宰相班子(实际上就是东宫班子)作出了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显而易见,整个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马,现在已经全部转为新太子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新太子贤必将很快入继大统、登基为帝。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并且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们提出,准备让武后“摄知国政”,实际上就是打算逊位给天后。

    这是怎么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涂了?刚刚在李贤身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自己又把它全盘推翻,说要逊位给天后,他到底什么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议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反对。

    中书令郝处俊忧心忡忡地说:“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于后,犹日之于月,阳之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成祸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同时,另一个宰相李义琰也说:“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唐会要·识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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