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张嘉贞继任宰相。就像前面两届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样，这次唱主角的人是张嘉贞；而源乾曜虽说是二次拜相，资格比张嘉贞老得多，但由于为人宽厚，所以还是像从前那样甘当配角，凡事皆推让之，不敢与其争权。

    张嘉贞为人精明强干，早在武周时期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历任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史称其“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旧唐书·张嘉贞传》）。如果单纯从治理政务的能力来看，张嘉贞可以说是一个能臣，与姚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他却没有姚崇善变圆滑的一面，而是极为刚愎自用。拜相没多久，他就毫不避讳地提拔了几个朝臣作为心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尽管时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内，始终只有一个源乾曜给他当绿叶的话，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顺风顺水的。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个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从地方上飘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让张嘉贞颇有些懊恼的是——这个人的资历比源乾曜还要老，与前两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并且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绝不像源乾曜那样温良敦厚，唯唯诺诺，而是跟他张嘉贞一样精明自负，不肯让人。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张说。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数年前被玄宗罢黜的功臣，张说能够有机会回朝，并且还能官复宰相，委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当初那么多被罢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一个东山再起，梅开二度的。

    那么，张说凭什么能梅开二度呢？

    其实，只要细究玄宗此时的心态，张说的复相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此一时彼一时也。玄宗亲政之初，最大的担心是皇权受到功臣的威胁，所以必须把功臣们逐出权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现在，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轨，国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权更是稳如泰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篡位夺权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玄宗觉得某个昔日功臣的身上还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随着开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时至开元九年，一个太平治世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说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能臣贤相来奠定治世基业的话，那么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有一个文学宰相来替他粉饰太平，铺排盛世风光。

    而张说，恰恰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因为在当时，张说是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被誉为“一代文宗”。

    早在武周时期，张说的文才便深受武曌赏识，曾奉命参与大型古诗集《三教珠英》的编纂。当时参加编纂的还有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皆为一时才俊。睿宗时期，张说还曾供职东宫，担任李隆基的文学侍从，“深见亲敬”。后来张说拜相，又奉诏监修国史。即便是在被玄宗罢黜之后，在北方边境担任军职的那几年里，张说仍奉朝廷之命，“赍史本随军修撰”，也就是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始终兼着国史的编撰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由此可见，玄宗对他在文史方面的才能一直是深为倚重的。

    史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旧唐书·张说传》）。可想而知，由这样一位政坛元老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