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于开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初授刑部尚书，次月擢任侍中（时称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正式入相；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是中书侍郎（时称紫微侍郎）苏颋。

    和姚崇一样，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节”“当官正色”（《旧唐书·宋璟传》）著称，武周时期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皇面折廷争，以致铁腕无情的武曌虽“内不容之”，也不免要“惮其公正”。（《大唐新语》卷二）

    从宋璟回朝之初发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见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情。

    当时，宋璟从广州回长安，临近京师时，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愈发敬重。

    作为姚崇的继任者，宋璟在国家大政方面大致继承了姚崇的路线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萧规曹随”，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他却与姚崇有着根本的不同。

    史称“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新唐书·姚崇、宋璟传》）对于姚崇来讲，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身上颇有些权谋色彩；而对于宋璟来说，只有原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法度，是非曲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天子本人，在这一点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实，宋璟与姚崇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发现姚崇执政过于“权变”，担心日久生弊，才会起用善于“守正”的宋璟，以此弥补姚崇的缺失，矫正朝廷的风气。

    宋璟拜相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了废弛已久的“谏官议政制度”。

    大唐的谏官议政制度始创于太宗贞观初年。当时的制度规定，凡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三品以上官员上朝奏事时，谏官、史官必须随同宰相们上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朝廷各部长官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时，御史有权当面弹劾，并当众宣读弹劾奏章。有了这样的谏议制度，高级官员就无法蒙蔽皇帝，低级官员也不能暗进谗言。所以太宗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最后择善而从，在兼听博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这就是贞观时代进谏成风，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时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史称当时“政多私僻”，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后，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谏官、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

    及至武周时期，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谏官、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但是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打压异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监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到了开元初年，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自今以后，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否则一切奏事，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谏官、史官议政，皆依贞观故事。”

    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纳谏之风，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虚怀纳诲”。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