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和宋璟黯然离开相位之后，接替他们执掌朝政的两个宰相是韦安石和李日知。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政治立场不太明显的中间派，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执政手段相当温和，与姚、宋二人相去不啻霄壤。

    随着温和派的上台和斜封官的大量复任，姚崇和宋璟辛苦改革的成果付诸东流，刚刚树立起来的赏善罚恶、举贤用能的新政风也荡然无存。“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卷二一○）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一利起则一害生。想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就必然要得罪人；想要一团和气不得罪人，就只能以丧失原则，混淆是非为代价。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好事。

    虽然韦安石和李日知这种人很对睿宗李旦的胃口，可李旦毕竟跟李显不一样。李显为了追求表面和谐可以牺牲一切，李旦钟情于和谐但却不敢泯灭是非。因此，对于韦、李二人上台后的表现，睿宗李旦并不满意；对当下“纲纪紊乱”的政治现实，李旦更是感到忧心和自责。

    也许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李旦萌生了退意。

    本来这顶帝王冠冕就是自己不想戴的，如今勉强戴下来的结果，既不能尽如人意，又不能无愧我心，那又何苦勉力支撑，自误误人呢？

    景云二年四月的一天，睿宗李旦忽然召集三品以上大臣举行廷议，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引退之意。他说：“朕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卷二一○）

    这些当朝大员面面相觑，没有人敢表态。

    当天的廷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事后，太子李隆基立刻派遣东宫大臣入宫，极力表示推辞之意，但是睿宗不许。

    不久后，太平公主在蒲州得知消息，随即派人入京，授意一名心腹朝臣对睿宗说：“陛下春秋未高（年龄不大），刚刚获得天下苍生的拥戴和仰望，岂能忽然言及退位之事？”

    李旦意识到退位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按下不表。尽管如此，他还是随后下诏，宣布今后的政务都交给太子裁决，只有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和军中死刑的判处，才先由太子议处，然后向皇帝奏报。

    很显然，睿宗退意已决，目前的做法无疑是在逐步把皇权过渡到太子手上。

    对于父皇的让位之意，李隆基心里当然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不过他同时也一再对自己说——现在还远远不是高兴的时候。

    原因很简单，太平公主人在蒲州，可她在长安的影响力一天也没有消失，甚至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如今朝中依旧遍布她的党羽，甚至连东宫也依旧充斥着她的耳目，比如时任太子詹事的崔湜、时任太子中允的薛昭素，皆太平之党。相形之下，李隆基这边的势力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姚崇和宋璟被贬出了朝廷，另一个心腹股肱刘幽求也刚刚被卸掉“参知机务”的宰相之权，罢为户部尚书，在此情况下，李隆基只能反复用两个词告诫自己，一个是“清醒”，一个是“低调”。

    是的，一定要保持清醒和低调。

    越是在即将企及权力巅峰的时刻，越是要注意自己的姿态，尤其要警惕自己的心态——千万不能让自己眼高于顶，脚跟虚浮。

    随后的日子，李隆基频频上奏，要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大哥李成器。

    他的要求当然被睿宗驳回了。

    紧接着，李隆基又向睿宗陈情，请求把太平公主召还京师。

    面对太子的谦逊之举和仁孝之心，睿宗李旦大为感动。当初一气之下将太平公主驱逐到蒲州，李旦一直心怀愧疚，如今既然是太子主动提议，他当然是欣然赞同了。

    就这样，是年五月，在离开长安仅仅三个月后，太平公主就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