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8年阴历二月，唐肃宗李亨将年号改为“乾元”，同时把使用了十多年的“载”改为“年”。

    当初，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改年为载，是为了向世人宣告他的盛德大业已可媲美于尧舜（尧舜时代大多用“载”表示纪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却给了玄宗无情的嘲讽，也给李唐王朝带来了几近覆灭的噩运。

    所以，从肃宗李亨灵武即位的那一刻起，他很可能就一直想把纪年名称改回来，可一则因为他刚刚即位、权力不稳，二则因为他正忙于平定叛乱、收复两京，所以就把此事暂时搁置了。直到此刻，他才能趁着改元的机会，把这个让人无比纠结的“载”字改回来。

    肃宗启用的新年号“乾元”，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开局、一切从头再来的意思。

    很显然，两京的顺利光复给了肃宗很大的信心和希望。在他看来，以安庆绪为首的一小撮叛乱势力已经穷途末路了，天下很快就会平定，李唐的中兴也已指日可待！

    这个新年号，无疑就是这种心境的表白。

    和肃宗李亨一样，满朝文武似乎也对此充满了乐观情绪，只有少数人不敢掉以轻心。

    比如李光弼。

    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预感某个刚刚归降朝廷的人一定会再叛。

    谁？

    史思明。

    作为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光弼很了解史思明。他知道，史思明的投诚只是迫于时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变，他必会再叛！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李光弼向肃宗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并进而献策，让肃宗派一个史思明信得过的人，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旨慰问，借机除掉史思明。

    李光弼推荐的人选是乌承恩，并建议事成后就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

    乌承恩的父亲曾是史思明的老上级，对史有提携之恩。两年前，时任信都太守的乌承恩举城投降了史思明。由于有过去的那层关系，所以史思明对乌承恩非常信任。肃宗朝廷收复两京后，乌承恩便是力劝史思明反正的心腹之一。

    要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是不二人选。

    李亨采纳了李光弼之策，即命乌承恩前往范阳。

    这一年六月，乌承恩抵达幽州（范阳治所），受到了史思明的热情款待。乌承恩宣完圣旨后，史思明马上安排他住到了自己的府上。当时，乌承恩有一个儿子在史思明帐下任职，史思明还特意吩咐他去看望一下父亲。

    当天夜里，乌承恩父子二人见面。乌承恩当即屏退下人，紧闭门窗，然后激动不已地对儿子说：“我奉朝廷之命除掉这个逆贼，事成之后，我就是这里的节度使！”

    可是，还没等乌承恩的儿子表达出和父亲同样激动的心情，房间的某个地方就传出了两声冷笑。

    有两个人已经在黑乎乎的床底下埋伏了大半夜了，专等着乌承恩露出马脚。

    当然，这两个人是史思明安排的。

    其实乌承恩一来到范阳，史思明就已经起了疑心，可他却不动声色，而且表现得极为殷勤，目的就是要麻痹乌承恩。

    乌承恩的计划就此败露。随后，史思明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东西：有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刺杀史思明，同时还有事成后准备赏赐给阿史那承庆的免死铁券，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满了乌承恩准备策反的史思明麾下将士的名字。

    史思明指着这些东西问乌承恩：“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干？”

    乌承恩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只好不停磕头：“我有罪！我该死！这都是李光弼的阴谋。”

    翌日，史思明集合了范阳的所有文武官员和幽州百姓，面朝西方，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