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宪宗果然任命宦官为统帅了。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

    就像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文臣们此前的沉默并不代表默许，而只是佯装不知。他们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先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再一拥而上，一起发飙。

    第一个上疏力谏的人是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

    他说：“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未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陛下若是认为吐突承璀勤勉，可授予官爵；若认为他忠诚，可赏赐财帛。至于军国大权，事关社稷安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制、自损圣明吗？”

    在奏疏的最后，白居易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贻笑于万代。”

    宪宗大为不悦。

    紧接着，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

    然而，宪宗却置若罔闻，对所有谏言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

    宪宗头疼了。

    讨伐藩镇的战争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全力支持。倘若坚持任命吐突承璀而惹恼了多数朝臣，对于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无奈之下，宪宗只好作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同时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表面上看，宪宗似乎妥协了，可熟悉本朝历史的都知道，所谓的“宣慰使”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承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

    宪宗在跟满朝文武玩障眼法，李绛不得不继续进谏，极力强调重用宦官之弊。他对宪宗说，宦官做事情缺乏原则，最容易恃宠生娇，谗毁忠良，到头来往往会败坏朝政。可宪宗却不以为然：“他们怎么敢对朕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苦笑：“宦官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岂能不防微杜渐呢？”

    然而，宪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百官的劝谏。

    其实，宪宗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他之所以还是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代文臣擅权揽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吗？远的不说，就以本朝为例，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恐怕丝毫不亚于宦官乱政的危害吧？

    所以，宪宗李纯不得不重用宦官。在他看来，只有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武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才能利用这种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控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当然，李纯也知道，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坚信，自己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不过，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