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也一律由朝廷任命。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么做势必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八月初，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宣慰。

    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王承宗谈判，但是宪宗特别叮嘱裴武，谈判内容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王承宗割让德、棣二州。

    仿佛是为了考验宪宗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八九月间，卢龙节度使刘济（刘怦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绪之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人一死，其子弟必然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必将再度上演。

    宪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知道，宪宗削藩的决心看来是九牛莫挽了，而如今的藩镇形势也确实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的这些强藩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仗该不该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思考，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大多数部众其实并不服从，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很难预料。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拼死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

    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完全有可能按照这个战略一步一步削平两河强藩。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

    这个意外就出在成德的王承宗身上。

    王承宗宣布自立之后，一直未获朝廷任命，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八月中旬，朝廷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当然，裴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

    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区区诚意。”

    双方交易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