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当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上时，君子凡事只考虑公共利益，因此必然不善于自我保护，并且容易得罪人，最要命的是得罪领导；而小人不管干什么都一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更谙熟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容易讨人喜欢，尤其是讨领导的喜欢。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小。最后，君子只能被小人驱逐。

    成功扳倒陆贽后，裴延龄再接再厉，又把目标转向张滂、李充、李銛，准备把这些告过他御状的人全部搞掉。他对德宗说，这三个人都跟陆贽结党，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他也不想把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听过也就算了，并没当一回事。

    裴延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开支不得不缩减。裴延龄趁机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对德宗说：“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最近在大庭广众中宣称：‘天下大旱，百姓流亡，度支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的士兵和马匹都没有吃的，这事该怎么办？’陆贽等人散播这种言论，不仅是中伤朝臣，还想动摇士气和民心啊！”

    德宗闻言，将信将疑。几天后，德宗到禁苑中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兵恰好向他诉苦，说：“度支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德宗一听，确信陆贽等人肯定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顿时勃然大怒。

    这一年四月，德宗下诏，将陆贽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张滂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长史，李充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长史，李銛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长史，把裴延龄痛恨的这些人全部逐出了朝廷。

    陆贽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裴延龄大为得意。他觉得如此一来，宰相之位肯定非他莫属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尽管裴延龄处心积虑想搏出位，可多行不义必自毙，第二年秋天就身染重病，呜呼哀哉了。

    裴延龄一死，朝野上下争相庆贺，唯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

    毫无疑问，如果裴延龄不死，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早早就把这个坏得掉渣的极品小人收了，否则此人必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并最终祸及四方、贻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宗实在是很幸运。

    其实，就算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说他是个幸运的皇帝也并不为过。尽管从他即位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已深陷藩镇割据的泥沼，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事实上，德宗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进而言之，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之主。

    他的资本就是人才——文臣如李泌和陆贽，武将如李晟、马燧、浑瑊。然而，李适终究没能中兴李唐。

    问题当然出在他自己身上。

    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偃旗息鼓，除了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之外，主观原因就是他的促狭、猜忌、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可直到诸藩之乱早已平定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当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李适有一次和李泌谈话，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都说他奸，朕却不这么认为。”

    李泌当时的回答是：“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泄私愤，诬杀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