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和王导是如何一手缔造东晋王朝的呢？那得先从王导、司马睿一行初到江南时的南北情况说起。

    此时在北方（长江以北），东海王司马越成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可他接手的国家，内是因连年战乱而满目疮痍的社会，外有匈奴、羯族、鲜卑等异族铁骑的虎视眈眈，可谓危在旦夕。面对每况愈下，朝不保夕的形势，司马越和他的政治盟友王衍制定了屯兵中原、荆州、青州宛如“狡兔三窟”的整体防御计划；同时，又命王衍堂弟王导携同琅邪王司马睿南下江东，坐镇建康（今南京市），与湖北、湖南遥相呼应，保卫司马越的大本营徐州（今苏北地区），并同中原地区互成犄角。

    此时在南方（长江以南），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土家大族，也明白连年战乱，又受到强大游牧民族威胁的中原王朝大势已去。此时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在江东找到一个类似当年孙坚父子式的英豪人物，带领他们重新割据自立，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江南土家大族的利益，此为上策。二，接纳南渡的晋皇室和中原士族，与他们共建政权，并在新政权中得到权位和经济利益的充分尊重，此为中策。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在南方找到一个类似孙坚父子式的英雄人物；如果贸然逞强，割据自立，实在太过冒险，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策，即与中原士族共建政权，共享利益。

    王导和司马睿便是在这样的南北环境下，来到江东的。

    一个成熟的赌徒在下注前，总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局面；政治人物在决定站哪个队时，同样如此。起初，江南士族对初来乍到的王导和司马睿也有怀疑，不知这些从前在北方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原豪门会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也就没有太多主动的积极表示。

    那么，在这种有些僵持，处于试探阶段的交往中，王导是如何做到“Ice Break”，如何为司马睿在江南打开局面，取得南方土家大族支持的呢？

    王导首先用吴语扣开了江南人士的心扉，打消了他们的疑虑。王导一到江南，便苦练吴语，小有所成后，便立刻用还不太标准娴熟的吴语主动同许多江南人士交谈。那些江南人士们，听到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的名士，竟主动用吴地方言同自己交谈，无不感到深深的触动，感到了王导对他们的尊重和王导的一片赤诚，渐渐地对王导和王导极力推崇的司马睿有了好感，开始频繁交流，并且渐生爱戴之心，拥护之意。

    王导不但自己和江南人士用吴语交谈，也鼓励其他北方人士学习吴语，并多用吴语同南方人交流。很显然，这样一种“入乡随俗”的友善表示，大大消除了南北人士之间的隔阂，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南方人士对司马睿、王导一行人的好感和支持（王导安排司马睿和众中原名士在建康城举行华丽隆重的车骑游行，以吸引南方士族侧目之事，后经多位名学者考证，确定属后人加工创作，所以笔者在此不录）。

    那么，在王导、司马睿一行人渐渐在江南立稳脚根之时，中国北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公元311年，匈奴首领刘聪遣多路大军入侵中原，先是大将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围歼晋中原主力10余万人，太尉王衍、36位王爷、以及众多当时名士都不幸遇难。同年，匈奴另一大将刘曜又攻陷晋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并在京城里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万多士兵百姓。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在异族铁骑的蹂躏下，已经由中华文明的摇篮变为了满是烧杀抢掠的人间炼狱。大量汉族百姓、士族子弟为了躲避强盗的洗劫，恶魔的追杀，不得不背起行囊，携妻带子，举家南渡长江，流落江南。这一年，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面对源源不断南下避乱的北方老乡，冷静、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