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实际上整个吴国的边防重担全在陆抗一身，当时甚至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迁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当年。再有陆凯，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间，多次上疏直斥孙皓的诸种昏庸，辞语激烈。以孙皓的为人，如果不是因为陆凯身后有强大的陆氏家族，10个陆凯恐怕都不够他的杀戮，可见江东大族的势力已扩大到了何种程度。

    和孙权一样，孙皓也面临着江东大族势力过分膨胀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权在位时励精图治，吏治较为清明，国家通过屯田制，掌握着大量国有土地和劳动力，而且还有足以与江东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团可供凭借，所以完全可以对江东大族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孙皓在位时则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经基本废除，国力大不如昔，孙皓本人又毫不顾惜民力，肆意妄为，“（皓）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疲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已没有实力像孙权那样正面向江东大族开刀了，只能从侧面对江东大族进行削弱。例如，孙皓对陆抗的增兵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兵三千人”；又迁都武昌，试图远离与江东大族关系密切的建康城，还将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贺邵处死；陆凯生前，孙皓不敢动他，在他死后，孙皓将他家属流放建安。

    江东大族对孙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最后离心的转变过程。孙皓初立时，无疑得到过江东大族的支持，但随着孙皓昏庸残暴本来面目的露现，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陆抗、陆凯、贺邵等人也不断地递上一份份措词日趋激烈的上奏，陆凯更是抗颜直斥孙皓二十事，这在蜀、晋两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一切努力均告白费，反遭孙皓的猜疑时，江东大族终于失望地和孙吴政权分道扬镳。

    纵观西晋的整个灭吴战争，晋军没有遇到过一次坚决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最后长驱直入金陵城。孙皓自己也说，“得陶睿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用，兵将背战耳”。江东大姓支持孙氏兄弟，是战乱之际为自己切身利益寻求的一种保护，随着孙权去世，继承人弱暗无能，孙氏政权已无力给大姓以庇护，所以不仅是江东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内都要另择明主，对南下的晋军毫无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事实上，令江东大族最终心寒的不是孙吴政权对他们的打击和抑制，而是末帝孙皓的昏庸残暴。对给了他们财富、地位的孙吴政权和英明之主孙权，江东大族仍是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回答吴国何以灭亡时，不同意吴蜀唇齿相依，“蜀灭则吴亡”的说法，指出吴国“四州之地”，所谓“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国原因归于孙皓的委婉说法。在陆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孙皓的昏庸残虐，孙氏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孙吴国家当然可以赖以存焉，江东大族也可以继续享有荣华富贵，陆机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吴人心态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名传千古的《辨亡论》中才会蕴含着深切的故国之情、亡国之痛，对曾经抑制和打击过他们的孙权，拳拳缅怀之情也溢于词语之间。

    综上所述，江东大族在孙吴基层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孙吴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从孙吴独霸江东，并进而与魏、蜀争霸的角度来看，江东大族的日渐强大会对孙吴国家构成一种威胁。立国之初，为取得各种社会势力的扶持和平衡及尽量扩大社会基础，孙吴君王可以分出相当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