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欧洲最景仰的中国医生
人“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这种社会思潮的逆转对张仲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创建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其三,张仲景的医学研究还受制于当时较低的自然科学水平。秦汉时的科技比之后世还较落后,在缺乏完善的科学手段,精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完整的生物学体系的条件下,张仲景必须用医学理论的完善来突破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足,巧妙运用药物协同配伍弥补单味药物的原始性。这一切都必须在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
其四,受当时医家门户之见的约束。两汉学风最重师承、门派,如五经治学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规、学风乃至严格的师承,向他家学习和创新往往被看作是对师门的背叛。医家的分派虽不可考,但从张仲景“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感叹来看,医学的状况与儒学的相差无几。因此,张仲景进行创新,以及“博采众方”都肯定会受到这种情况的限制。
历代医家多以医见业,以医闻名,张仲景则不然,从流传下来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中,他除了医术高明外,还是一位以才闻名的士人。他有着完整的仕宦经历,所担当的也不是太医令一类与医学有关的官员,而是侍中、太守一类的中央和地方高官。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在医学家中可谓绝无仅有。
张仲景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批评那些医德小修、医风不正的医生,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的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而他的理论,在后世被不断完善,虽然伤寒疾病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仍然是中国的大害,但不争的事实是,在张仲景的努力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越来越低了。到了隋唐时代,中医已经有了完整的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中国的人口也因此直线上升,后来的中国另一个盛世——大唐盛世,也因此从中受益颇深。
张仲景过世的时间,后来的史家说法很多,有说是公元215年的,也有说是公元219年的。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公元1727年)、“医圣张仲景故里”(公元1900年)。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得比较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