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诉不出苦来！

    因此每次我的牲口出去，我一定看好赶车的同志带好水桶和草料，才让他出车。我还嘱咐他们，不走的时候要把它们卸下，休息休息。我们人跑的路长了，还得停下喘一口气，何况它们拉几千斤重的东西？每逢牲口回来，我也得仔细检查，脊背上磨伤了没有？眼睛让鞭梢甩着没有？为着赶车的打牲口，我也不知道向首长提了多少意见啦，为着团结，我不好直接地批评我的同伴，但是如果次数实在多了，我就也忍不住，我就对他说：‘我没有权力管你，但是我有权力管我的马！’”他说着胸膛一挺，嘴唇紧紧地闭成一道缝。

    “就是那一次嘛，一匹牲口回来，脊背上磨伤了一大块，把我心疼得什么似的，正巧那夜又下大雨。伤口就是不能淹水，水淹了可痛的厉害！我只好把我自己的被窝给它披上了，再扎扎实实地捆上一道麻绳，这样雨就进不去了。”

    大家都点头赞叹了。我们中间有人问：“你一个人饲养二十五匹牲口，再这样细心，可真够忙累的！”

    他又笑了笑：“本来还不算太忙，按规定，一个人只要管八匹，因为这工地上的任务重，赶车的人手不够，我就让那两个饲养员同志都去赶车，我一个人把二十五匹都管下来了，这一来当然事情多一些。我每天的工作是这样分配的：早起和午后，牲口出去了，就铡草、煮料、洗槽、清理马棚，牲口回来了，就喂料、刷毛……它们晚上十点吃一顿料，刚刚喂完，我躺下不到一会儿，又到了夜里两点吃料的时候，这样我一夜连两个钟头的觉也睡不上。

    “不过，这也怪我自己，把牲口交给别人我总不放心。有时首长们勉强我去看戏、看电影，请别人替我喂马，我去了，人在场里，心在马棚，回来看见马槽里尽是沙土，心里就不痛快！下次我只说我不爱看戏看电影，还是让别人去看吧。”

    有人指着他眼上的纱布问：“你的眼睛是熬夜熬坏了的吧？”

    他挪了挪身子，说：“也许是，左眼里面长了大疙瘩，开了刀——不要紧的。”

    这时已经近午，帐篷下面更热了，我们大家心里更是热烘烘的。我们把摆在他面前一大碗冷开水，推到他面前，又请他把军服宽一宽，他辞谢了，只端起水来，喝了一口。

    大家又满怀兴趣地杂乱地问：“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谁？”他略带激动地开始了一段悲惨的故事：

    “我本姓盐，是河北省武安县人，生下来不久，我的父亲就带着一把三股叉，跟着红军走了。我只吃了一年半的奶，母亲饿死了，奶奶把我抚养到了四岁，叔叔就把我卖到山西左权县一个贫农的家里。此后又辗转卖了三家，最后才卖给这家姓张的，因此我就姓了张。中间我还要过饭，到处漂流。我在田里吃过葱蒜辣椒，不管是苦的辣的，都摘来填肚子，因为从前吃的太多了，现在我一看见葱蒜辣椒，就心中发苦，眼中流泪，我还吃过猪食，让煮猪食的炉火，烫得满地打滚。有一次有个老和尚收留过我，让我在庙里撞钟，庙里有一只洋公鸡，比我还高，它也欺负我，每天把我叮得头破血流，我又逃出来了！日本人我也看见过，他们抓住我盘问我父亲的下落，把我打得半死。美国人我也看见过，他们扔在大粪上的面包，我也捡起擦擦吃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呵。

    “我在姓张的家里呆下以后，也下地干活，也当过小工。

    一九五五年，我父亲回来了，他已经是个营长，因为受伤，瞎了双眼，退役了。他回家来找不着我，就把我叔叔告下来了。

    叔叔来叫我，我坚决不去，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谁知是真是假呢！我叔叔就把我捆在马上走，半路上我又跑回来了。后来我父亲自己摸来了，带着一本粮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替他引着路。我见到他当然不认识，只看见他挂了一身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