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去访问郎绍安同志，我的心情是兴奋的。

    这几年来，我常常从报刊和画报上看到关于“面人郎”的报道，和他以及他的作品的照片。今年春天，我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见到了他的老师赵阔明同志，我们谈话中提到这位名驰国外的“面人郎”，我总想能有机会见见才好，今天果然如愿以偿了。

    我进到了他的阳光明朗的工作室，屋里暖烘烘地，已经生了炉子了。郎绍安同志迎上来亲切地和我握手——两道浓眉，一双深沉的眼睛，一脸的胡子茬儿，笑起来显得直爽，诚恳。

    他殷勤地给我倒了一杯茶，我们在他桌边坐了下来。桌上有几件他的作品，是中的一段吧，有个手搭凉篷，腋下挟着金箍棒，拳着一条腿站在棉花做的云端里的孙悟空，还有其他的戏出；但是我们的谈话一开了头，他就一见如故地对我谈起他的童年，他谈的那样生动，那样亲切，把我的全部精神吸引住了，把我想问他的一切，都忘却了！

    “我是前清宣统元年生的，属鸡，照推算该是一九○九年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珲春石山子的人，入关已有三百多年了。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可是到了我的父亲的时候，家道就很困难了。我父亲做小买卖——卖豆腐浆，供不起我们弟兄四个读书，因此我虽从六岁起读书，到了十一岁那年就停了学，到天津去学石印的手艺去了……”

    他点了一支烟，微微地笑了一笑，笑里含着阴郁，“您知道那时候当学徒，可不比现在，受的打骂可多了，我的第一个师傅还好，第二个师傅就厉害极啦！我们那时候学套色石印，印新疆图，一共有七色，套印错了，师傅一嘴巴就打过来。我们三个当徒弟的，都只有十二三岁吧，实在受不住了，商量好了，夜里跳墙走。先从院里扔出被窝去，然后人再一个一个地爬出来。三个孩子在天津举目无亲，怎么办呢，就把衣服什么的卖给打鼓的，凑了点钱买车票回北京。我们都是小孩，只打了半票，哪晓得火车到东便门，车底下钻上来一个人，也许是铁路上的人吧，可是旧社会的铁路上的坏人也不少呵！他看了我们的车票，说：

    ‘不行，你们怎么打的半票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车站上去了，车站屋里坐着一个人对我们拍起桌子，做好做歹的叫我们每人再拿出十吊钱来——现在也就合四角钱吧，可怜我的同伴一个姓荣的连脸盆被窝都让他们扣下了，结果我们还是从东便门就被撵下车了！

    “我从东便门走到宫门口——就是鲁迅故居的那地方——回到了家。我们家里生活仍是很困难，我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好……“有一次我在白塔寺庙会上，看见有捏面人的，这位就是我的师傅赵阔明同志了，我站在旁边看他手里揉着一团一团的带颜色的面，手指头灵活极啦，捏什么像什么，什么小公鸡啦，老寿星啦，都像活的一样！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我总挨在他身边，替他做这做那，替他买水喝，买东西吃，他挪地方我就替他搬东西什么的，我们就攀谈起来了。

    他问我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我都说了。他说：‘我也住在宫门口，怎么不认得你呢？’我回家去天已经晚了，父亲正要责怪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还恳求地说：‘我喜爱这个！我想学捏面人。’父亲答应了，同赵阔明老师一说，说成功了。

    “我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自己就能捏些东西，出去哄小孩儿了。反正是粗活，什么小鸟啦，小兔啦，胖娃娃啦，不能说好，可是小孩说像说好就行了。一件卖一‘小子儿’或者一‘大子儿’的，一分钟能捏上一个，就够我生活的了。

    “就这样一边卖一边学，一年多的功夫，我就会捏戏文，什么‘二进宫’啦，‘三娘教子’啦……那时候师傅就上天津去了。我只好自己买些香烟里有戏文的洋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