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今天我要将它落成文字时，其中的原因才昭然若揭。我想，我需要刨根问底，需要钻探发掘语言的宝藏。只有进入语言的宝库，我的思想才能自由飞翔。也许我愿意用母语出人头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波兰、印度或巴西，不可能向我提供像法国那样丰富多彩的语言材料。的确，偷盗--以及随之而来的铁窗监禁和小偷职业的耻辱--已经成了一种公然存在的行业，成了一种有价值的艺术品和精神产品。必须借助语言，借助我的母语才能功成名就，才能对比研究用母语写成的法律条文。在国外，我好赖算得上是一名熟练的小偷，但我用法语思维，就得承认自己是外国人中的法国人，此外没有别的可能。在我自己的国家当小偷，使用失主--他们与我是同语同胞--的语言，我就可以成为国偷，也就可以证实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偷。这就使得我这个小偷有幸脱颖而出，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这样一来，我又变成了法国人中的外国人了。

    中欧地区政局混乱，可能造成了社会不安，迫使各国完善警察机制，提高办案水平。我说的自然是警察快速破案问题。一名罪犯，可能因为有人告密，在作案之前就登记在案了，但当地警察显然不如我们法国警察精细。有一次，我从阿尔巴尼亚进入南斯拉夫国境，有奥地利人安东做伴，通过海关时我出示了护照，所谓护照其实不过是一本法国军人证，只是我在里面夹了四页奥地利护照的空白签证（由安东提供），其中一页盖有塞尔维亚领事馆的签证用章。在火车上，在街道上，在旅馆里，我已经多次向南斯拉夫宪兵出示过这本古怪的证件，他们居然都放行了。有签证，有印章，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被抓了起来--因为向安东开了一枪--警察竟把证件还给了我。

    我爱法兰西吗？我当时头上一直戴着法兰西的光环。驻贝尔格莱德的法国武官曾多次要把我引渡回国--这是违反国际法规定的--南斯拉夫警方来了个折中处理：警方负责把我押送到与法国毗连的意大利边界上。我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横穿了整个南斯拉夫。我因此结识了不少罪犯，有的脾气火暴，有的阴险狡诈。破口大骂的语言粗野之极，不失为世界一流的下流话。

    “我舔上帝他妈的屁股！”

    “我贴他娘的墙！”

    没过几分钟，他们哈哈大笑，露出满口白牙。当时南斯拉夫的国王是一个年仅12岁（一说15岁）的翩翩少年，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就是皮埃尔二世，其肖像画印上了邮票，也挂在所有监狱的看守室和警察局办公室里。流氓、窃贼怒气冲天，一股脑儿往这小孩头上撒泼。他们骂骂咧咧。他们牢骚满腹。这些坏人声嘶力竭的恶毒咒骂，就像对残酷无情的情人公开发泄兽性，他们把国王骂作婊子。我来到意大利边境的苏撒克监狱时--我已经辗转领教了十来个监狱，每个监狱只呆了几夜--被关进了一间大牢房，里面关押了不下20人。我与拉戴·佩里斯一见如故。这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因偷盗被判了2年监禁。我有一件大衣，他想沾点光，就让我睡在他身边的地铺上。他有褐色的皮肤，健美的形体。他穿着蓝色工装裤，洗得褪了色，当胸有一个大口袋，他喜欢把双手插进口袋里。我在苏撒克监狱只呆了两夜，但我已恋上了拉戴。

    监狱外面没有高墙，但有一条壕沟与大路隔开，我们牢房的窗户就开向壕沟。开始是警察后来是海关人员把我押送到边境，让我进入意大利国界，我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连夜赶到的里雅斯特。我在法国领事馆的门厅里偷了件外套，立刻出手卖掉了。我用这笔钱买了10米长的绳子，一把钢锯，沿着皮耶迪卡公路回到了南斯拉夫。我乘一辆车子返回苏撒克监狱，已是夜深人静时刻。我从路上打了声口哨。拉戴立即出现在窗口上，我很容易就把整套工具递给了他。第二天夜里，我又去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