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去服苦役。尔后是一次又一次逃亡，苦役犯侥幸干得“漂亮”，也不可避免要遭遇上土著黑人的包围，就像我前面描写的心灵历险那样。逃犯穿过森林，如果他一旦发现了原始部落看守的金矿，他不是当场被杀，就是死里逃生。我选择了一条漫长的道路重返原始生活。我首先必须谴责我的血统。

    萨尔瓦多并不值得我骄傲。他偷窃得手的东西，无非是橱窗内的小玩意儿。晚上，我们常挤在咖啡馆里。在美男子堆中，他每每相形见绌，只好形容沮丧地悄悄溜走。这种生活使他萎靡不振。我回到房问顿时为他感到羞耻，只见他缩成一团窝在板凳上，肩上紧裹着黄绿色的棉毯，那是他出门行乞抵御风寒用的棉毯呀。他还围着一条陈旧不堪的连我都不愿披戴的黑毛料技巾。说真的，虽说我的精神尚能承受甚至希望谦恭卑贱，但我年轻暴烈的身体不受屈辱。萨尔瓦多说话简短而且伤心：

    “你想回法国吗？我们可以到农村干活去。”

    我说不。他不理解我对法国的反感（不是仇恨），也不明白我的内心世界。即使我的历险从地理概念上说在巴塞罗那结束了，但在我内心，在灵魂深处的穷乡僻壤，我的冒险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而且越来越深远。

    “只要我一个人干活就行了。你就逛去。”

    “不。”

    我让他独自坐在板凳上，保留他那副闷闷不乐的可怜相。我来到炉子旁的柜台边，拿出白天捡来的烟头抽了起来。我的身边是一个安达卢西亚青年，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白色粗毛衣很脏，倒显得他上身魁伟，肌肉发达。萨尔瓦多像老年人那样搓了搓手，起身离开了凳子。他肯定是到公用厨房去烧汤做饭去了，还要烤一条鱼。有一次，他要我到胡尔瓦园子摘一些橘子回来。这一晚，他受了多少委屈，他为我去要饭忍气吞声，挨了多少嘲讽和辱骂，现在终于忍无可忍，指责我在克里奥拉那地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发誓，你拉客，到头来得你花钱。”他对我说。

    我们当着老板的面就争吵起来，老板气得要把我们赶出旅店的大门。萨尔瓦多和我只好决定第二天去偷两条毯子，然后偷偷爬上一辆开往南方的货车。可我的偷盗伎俩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当晚竟然带回了一件警察的风衣。我从有警察站岗的仓库经过时，一个警察把我叫了过去。我在岗亭里干了他硬要我干的事情。也许他不敢明说，他要去水池子那里洗洗干净；他让我一个人呆了一会儿，于是我抓起他的黑呢风衣就逃之夭夭了。我堂而皇之披着警察风衣回到了旅店，我有一种不明不白的幸福感，不仅仅是反叛的喜悦，还混合着狡诈的成分，百感交集，倒把耿耿于怀的对立情绪消除了。我推开旅店咖啡厅大门就看见了萨尔瓦多。他是叫花子当中最凄惨的叫花子。他的脸就像木屑抹成的，咖啡厅地板上到处是这种渣滓。忽然，我认出了史蒂利达诺，他就站在轮盘赌赌徒们当中。我们的目光交上了火。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顿时脸红了起来。我刚脱下黑风衣，就有人上来讨价还价。史蒂利达诺还没有插手，只是站在乱哄哄的市场外围冷眼旁观。

    “快点吧，如果您真想要。快下决心吧。海关警察肯定要来找我的麻烦。”我说。

    赌博的人又围近了些。大家早就领教过诸如此类的理由。有一个人挤了过来，把我向他推去，史蒂利达诺用法语对我说：

    “你是巴黎人？”

    “是的。干吗？”

    “没事。”

    虽然是他先问我话，可我答话时，却像一个同性恋者勾搭一个小伙子无望那样灰心丧气，举止失态。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我本来就来不及喘口气，现在索性故意气喘吁吁起来。只听他说：

    “你自卫得不错嘛。”

    我清楚，这声赞扬话中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