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公主、陈阿娇、平阳公主、卫子夫、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等。

    这些人物或以自己出色的才能，为武帝所重，升官拜将，为国家立下不世之功；或因性格耿介，宽厚无私，忠贞为国，得罪权势，铸成悲剧人生；或因一心揣摩圣意，嫉贤妒能，贪赃受贿，罢民田产，滥杀无辜而臭名于今；或因文才或美貌超绝，而为帝所宠，但也前喜后悲，命运起伏……所有这些人物命运与其相连接的故事：如金屋藏娇、骑奴掌军、司马相如与《长门赋》、周亚夫军细柳、传子杀母、马踏匈奴、李广难封、司马腐刑、张骞通西域、苏武牧羊、公主和亲、霍光辅政、韩嫣乱宫、酷吏张汤、后庭巫蛊、刘安与《鸿烈》、董仲舒与独尊儒术、武帝封禅求仙等等，都在作品中一一得以表现，并有机地融入情节结构中，大大增加了它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汉武大帝》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上，一方面具有严谨的历史立场，另一方面具有当今的时代高度。前者集中体现在对主人公刘彻的评价上，既没有否定他作为一代英主，在即位后决定国政大计，建明堂、尊儒学、培养人才、奉贤良，后来又不拘一格用人才，任用平民卫青、公孙弘、赵绾、霍去病、张骞等年轻政治家和将领，开疆拓土、平定内乱的文治武功；任用韩安国、郑当时为大农令，发展经济的伟大成就，又没有忽视他在取得重大成绩之后心态的变化：一是频繁动用武力，劳民伤财，以致国库空虚；二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断地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恣意封赏，动辄千金，挥霍国家财力；三是虽然对汲黯等忠贞之士的批评采取适当容忍态度，但却好冲动，爱听好话谀词，重用奸人酷吏，自毁国政根基；四是重女色，疏远端谨贤淑、宽人严己的皇后卫子夫，致使以个人对钩弋夫人的喜爱，而导致一场血雨腥风的“巫蛊事变”；五是迷信术士及长生不老，求仙问丹，耽误朝政，损害自己健康。

    如此严苛的批评态度，实在是集历来对刘彻批评的大成。这种批评，笔者以为是对近代史以来因外族入侵而高涨的民族救亡情结中，过分显扬秦皇、汉武、康熙等帝王以开拓疆土而有功于民族的史观的一种“拨乱反正”。这种观点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鉴古照今的现实意义。

    本书最具时代高度的见解是正确阐释了历史上包括汉武帝时代与北方匈奴、西域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平的本质，以及“和亲”、“修好”的价值与意义。全书并没有将匈奴丑化、异化，既理解了他们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奔走、吃肉食住毡篷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肯定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同样渴望和平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了他们在汉军大举进攻时的英雄主义。小说对韩安国、张骞等知匈人士提出的以贸易之利、礼仪教化、互通往来的“殊俗相容”的民族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国土安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时，对异族侵略者的武力打击是合理的，但当国家不受威胁时，民族的和平、交往、互利、共存就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的常态。在隆虑阏氏和张骞与匈奴婚姻的表现上，于单以单于太子身份投汉等情节中，作者寄寓的正是这种民族互利、共存、共容的思想。

    《汉武大帝》一书，在历史文学上的最大亮点，是它做到了将事件、故事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包括人性、人情，人的精神、心理和意志力量，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

    在作者的笔下，刘彻成为一个生动、具体、真实的人，由于母亲王娡曾经的平民身份，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他的性格、心理是健全的；不仅敢于藐视祖母窦太后的权威，而且敢于拒绝母亲为家族成员谋私利的要求，无论选贤任能，内政外交，还是军事经济，都达到了西汉王朝的巅峰。但随着权力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他越来越沉迷于女色，既享受着个人无限的权力，又贪婪于肉欲的快乐。当意识到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