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游离于体制外的市民整日沉浸在怀旧中，并演出了一场多余人的爱情悲喜剧；老年时代适逢改革开放，旧上海的繁华梦又重新发出迷醉的诱惑力，结果吸引了一批粗鄙腐烂的寄生者，作为旧梦象征的王琦瑶被谋杀。小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写了上海近四十年的命运，意蕴丰富地象征了上海的市民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与魅力，显然与以前通过一个艺术典型来图解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其三，民间文化形态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理想的多元性，每个作家根据不同的民间生活场赴对理想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如张承志从80年代中期起就深深地扎根于伊斯兰民间宗教文化中，他的宣扬了哲合忍耶教派的历史和教义，但广大读者却在他对形而上界的颂扬中读出了他对追求肉欲的现世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而受到震撼；而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则通过对大地之母的衷心赞美和徜徉在民间生活之流的纯美态度中，表达出一种与生活大地血脉相通的、因而是元气充沛的文化精神。其他如莫言、王安忆、李锐、韩少功、陈忠实等作家虽然表达的民间理想均不相同，但由于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杠好地结合起来，所以能在个人视角下展示出多元的社会场赴和价值体系。他们的创作达到了9 0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讨论民间理想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世界，民间理想是以历史与现实发展过程中的某种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所以，在强调民间世界的理想性时，不能不意识到它的藏污纳垢性。在以往的历史中，民间社会一向是以弱势者的形态存在的，它以含垢忍辱的方式来延续和发展自身历史，统治者的强势不仅在权力（包括政权、族权等）上控制了民间，还在文化上控制了民间，真正的民间是处于长期的遮蔽之中。所以在发掘民间的理想价值的同时作家不能不意识到它本身还掺杂了污垢的因素。但复杂的情况是，民间的生命力已经与它的藏污纳垢性与生俱在，昏昏默默，无法截然分开。许多作家在表现民间的理想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特点。较为典型的是李锐的小说。李锐作为一个知青作家，他在小说世界里始终贯穿了知识分子面对民间的复杂心态，他的尖锐的解剖刀双刃出击：一面揭示出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一面也揭示了民间近乎宿命的愚昧状态。系列小说《黑白》、《北京有个金太阳》和《行走的群山》完整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幼稚的理想与农村民间文化之间的复杂的较量，而知识分子最后不得不失败的过程；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则尖锐地写出了“矮人坪”的民间世界与代表着官方意志的权力之间的对立。矮人坪是一个残废的世界，那里贫穷落后的男人们共同供养了一个女人暖玉，并使这种本来很丑陋的“公妻”制度变成了矮人坪民间世界的一个精神凝聚点，一个乌托邦。当权力者为了争权夺利想通过暖玉来整人的时候，矮人坪的拐叔为了维护这个乌托邦而自杀。小说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民间藏污纳垢的特点：本来从矮人坪的民间社会关系来看暖玉的处境，它构成了对人性的严重伤害，但矮人坪的男人在守护这种耻辱的秘密时恰恰又体现出对人性的爱护，因为与权力者出于卑鄙政治目的的“理想主义”相比，矮人坪的民间道德还是体现出一定的人性力量。矮人坪的民间社会处于极端软弱和愚昧的境地，几乎没有任何能力抗拒来自外部世界的天灾人祸，但他们在认命的前提下，维护着自己特殊的文化形态和原始正义。尤其当富农拐叔自杀后，矮人坪的农民在葬礼中显示了民间自在的道德力量和文化魅力。关于民间立场的理想主义创作中，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和韩少功的长篇小说在展示民间文化形态时，也相当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文化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