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生活不很远，但作家们是自觉地把它当作“历史”来进行创作的。如茅盾，一直在寻找刻画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长卷，他的甚至，都有这种现代史诗的含义。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前》、《大波》更是开创了“五四”新文学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可以说，现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在“五四”新文学的实践中已经被确立了，并对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产生了影响。这一类创作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叙事模式：茅盾的模式、李劼人的模式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模式。

    模式，是一种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并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带有鲜明的中共党史的叙事立场。的创作意图之一，不仅是为了答复托派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而且还企图对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进行揭露，这些涉及党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问题，若作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和斗争历史非常熟悉并作出深邃的思考，是很难写好的。这种自觉的党史立场竿通过阶级分析来塑造人物典型的创作方法，对五六十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代作家在新的文化规范的制约下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影响发挥到极致，如《红旗谱》《苦菜花》《三家巷》《青春之歌》《红岩》等，都是在塑造时代英雄形象的同时，体现出作家们要尽力创造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诗”的强烈愿望。这时期的战争文化的审美特征，诸如塑造英雄人物、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胜利者的主体定位和视角，以及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等等，在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也同样存在，不过是表现得复杂与含蓄一些。

    模式，是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赴与历史意识。如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蔡大嫂是风尘女子，罗歪嘴是袍哥头目，顾天成是土财主，三人构成的多角冲突完全可以建立在民间的传统叙事上，但小说加入了洋教的因素，使历史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故事也进入了近代史领域。这种透过民间生活场赴来展示历史的叙事模式，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虽然不能完全体现，但局部的民间生活场赴还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如《三家巷》前半部分写来自三个不同背景家庭的青年男女一起欢度各种民间节日的场赴，《红旗谱》里朱严两家生死相连的农民生活场赴与伦理观念，都是构成小说魅力的最重要的艺术因素。老舍的更进一步试图发展民间的叙事特征。遗憾的是李劼人在5 0年代重新改写《大波》，只完成了前三部，第四部由于作家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未能完成，而且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叙事模式即使作家本人也不可能真正贯穿下来。

    《财主的儿女们》模式，则是一种以个人心理历程反映时代发展为特征的叙事模式，如胡风所分析的：“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的搏斗的经验。”3 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自传色彩的叙事模式，是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精神传统在中国的回响。正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4 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样，路翎这部总结性地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难历程的小说，虽然在5 0年代被剥夺了存在的可能性，但它仍然代表了知识分子审视社会历史以及精神搏斗史的独立视角和叙事立场，并在以后漫长的文学历程中曲曲折折地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从1957年刚发表就被批判的宗璞的短篇小说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动中精神挣扎的痕迹。

    这三种现代历史的叙事模式对当代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不一，有时是混合在一起的，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复杂的艺术效应。

    以1957年出版长篇小说《红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