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杜鹏程的以后，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4 在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这三次战役中，解放军有败有胜，各具特点，作家的描写也有略有详，各有侧重，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体现了其在小说结构上的匠心。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发生于1946年底的涟水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攻占涟水，解放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而结束。涟水撤退在整个国共军事冲突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作家将它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悬念和吸引力，使后面战事的发展成为读者共同关心的焦点。而且，作家通过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既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山东战场上力量的强弱对比，为解放军的最终胜利造成强烈对比，以说明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为进一步刻划国共双方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作家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之中，这样的结构布局在当时习惯于描写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学作品中显得独特而又真实，体现出这位战争小说作家在当时的时代共名下对表现现代战争的独到眼光。然后，作品再以莱芜大捷的胜利作为过渡，最后以集中描写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达到高潮，三次战役虽有主有次，却浑然一体，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形象地完成了对时代共名的印证和阐述：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过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在应和时代共名的同时，小说在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性和探索性。

    首先，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在50年代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中，《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作品都是自觉吸收和利用了民间文化传统中自由粗放、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精神，以传统游侠小说的传奇性故事作为叙述框架，来表现战争中的英雄业绩。这种叙述方式保留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痕迹，而面对新的叙事目的，则明显地体现出其在叙事结构上的局限，因为传奇性故事的叙述一般只适合于讲述较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而无法自如的正面展现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场赴。其实，即使像这样有意识地展现大规模现代战争的作品，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传奇性的魅力，其主要情节构架还是由周大勇及其连队的脱离大部队、沙漠迷路、打粮站等传奇性故事构成。而《红日》则突破了以往传奇小说将着墨重点放在“连队”上的写法，直接以中共一支“常胜英雄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战役为叙述中心，将笔触从军师团一直延伸到连排班，从高级将领写到普通战士，从军队写到地方，从前方战场写到后方医院，视野开阔而层次分明，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应该说在叙事上是非常有特色的。

    其次，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这除了指小说刻画了从军队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多层次的丰富的人物群像、以及他们包括爱情生活在内的丰富的内心活动外，还体现在下列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对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性的揭示。在刻画我军官兵形象时，作家没有把他们写成十全十美的完人，而是在表现他们的英雄行为时，也十分注意表现他们的七情六欲，挖掘他们自身的性格弱点，以及在战争进程中人物精神上的自我斗争。作家对团长刘胜和连长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