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小说创作中，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1953年农村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合作化运动，吸引了大多数作家的关注。这场涉及到每个农民的家庭及个人命运的变化，特别是要求农民从几千年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私有观念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的“运动”，对于从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劳动发家的梦想刚刚开始燃烧的广大农民来说，真是一场痛苦的、触及灵魂的考验。同样，对于一些熟悉农村生活，与农民感情上血肉相连的作家来说，也不能不相伴着经历一场严峻的灵魂搏斗。在政治上，作家们都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并希望通过歌颂农村的新生事物来推动这场革命的顺利进行，可是越深入到生活的激流深处去体验、观察、把握农民思想感情，以及他们所经受的脱胎换骨的考验，真正愿意与农民共命运的知识分子的自身灵魂也不能不经受同样的震荡与感动。当然有些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青年作家是可以公式化地按中央文件所规定的政策来图解这场运动，轻易地把农民世世代代的创业梦想简单地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轻易地宣布“不能走这条路”！但对大多数严肃的作家来说，他们不能不在时代共名与农民所沉浸于痛苦的精神斗争之间，寻找出一种可能表达的真实来。这时候，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就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6 ，虽然不是最早用艺术来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也不是最具有理论深度的长篇小说，但它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周立波参加过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并有着很好的中外文学修养，他翻译的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学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他自觉地放弃原来的文学修养和创作道路，在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生活的同时，努力深入农村生活，学习来自民间的语言艺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以土地改革运动为题材，曾与丁玲的长篇小说同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1951年），但这部小说在学习民间方面并不成功，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的地方色彩和方言土话上，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是脱节的。1955年，他举家迁移湖南家乡落户，深入了解与研究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的精神状态，也许是写自己家乡的缘故，《山乡巨变》成功地显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创作个性，在同类题材中是相当引人瞩目的。

    在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上，周立波毫无疑问是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一点与柳青的《创业史》有某种相似性，但不同的是，《创业史》的作者对农村阶级关系及其冲突更加具备了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因而也就更加具备了思想的“深刻性”和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性”。但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深刻与尖锐都是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而言的，《山乡巨变》所缺乏的正是这两点，作家是把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的深刻性，却换得了人情的自然、醇美与和谐；回避了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表达，却散淡地写出几个活灵活现的农民性格。“民间文化形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间语言”说明不了小说的真正艺术成就。

    举一个例子。小说所写的时间背景，正是1955年毛泽东批判了邓子恢整顿、收缩合作化的方针，把合作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时候，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少作家编成“批判党内右倾路线”的情节写进作品里，连《创业史》都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