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没有别的现成经验可以参考，所以，如何结合中国具体历史条件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本身是一种类似“摸着石子过河”的探索和经验积累过程，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尝试很可能会是无数次的反复实践的过程。作家作为直接投入和参与到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具体个人，他不可能超越历史限制创作出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的艺术画卷。他的创作的重要依据只能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历史阶段国家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策条文，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还有一个是实际生活中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物质现状和精神反映，这是民间评判事物价值的标准。毫无疑问，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们都是自觉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传播者，但同时，他们中间确实有不少人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与人民群众保持了血肉相连的精神联系，并能够自觉将艺术追求融入民间文化形态，使他们在艺术创作时不自觉地向民间文化形态倾斜，流露出民间的真实声音。

    这种特点最明显的是表现在那一时期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学创作方面，这是5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中共中央的政策有过几次反复，直到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进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判，并否定了中央在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大反所谓“小脚女人”的“右倾思想”。接着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这些政治思想路线与后来几年中左倾冒进错误的发展、夸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都有着内在的联系3.1979年以后，中共中央推行农村新经济政策，撤消人民公社制度和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尽灌难的中国农民又进入了一轮新的尝试。回顾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全过程及其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今天的人才能作出近乎事实的结论，而身处50年代“高潮”时期的人们，包括作家，是不可能看清这些被后来事实所证明的结果4. 8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许多总结农村经济失败教训，歌颂新经济政策的文学创作，但在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是以拥护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意志为时代的“共名”，用国家最新或者最后的政策条文为创作的依据，作家们从感情上确认这是摆脱几千年来私有制度的伟大革命，不可能毫无讳饰地揭示出这场历史变动给农民带来的真实况景。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解，当时那些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创作还有没有文学史的价值呢？当然有，本章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一类创作在怎样的意义上保留了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

    这里需要引进一个概念，即民间文化形态。“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发达的，它集中汇集了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和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的两大创作流派5 ， 40 年代崛起的战争文化规范几乎中断了“五四”以来各种题材的创作，唯独对农村乡土题材创作有所继承。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塑造的比较成功的农民形象虽然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印记，但从精神上说仍然摆脱不了闰土、阿Q 、老通宝、翠翠等优秀典型的历史胎记，或者说，正是那一代人物沿着历史的轨迹走到了新的现实环境里，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里的盛佑亭（亭面糊）、王菊生（菊咬筋）、盛淑君和柳青的《创业史》里梁三老汉、王二直杠、郭振山等等。“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