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是一个旧的文化规范不适应新的形势、新的文化规范正在酝酿的新旧交替时期，思想理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一时的风气，文学创作反而相对寂静。这与时代表面所呈现的轰轰烈烈状况成了不协调的对照。在这样的气氛下，胜利者的政治抒情诗创作，成了唯一高昂的声音。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政治抒情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歌颂上，这也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所没有的因素，大约先是抗战环境促使一部分诗人对灾难中的祖国的颂扬，进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间文艺中出现了对地方政权和领袖人物的颂扬，有些诗人（如艾青、徐迟等）也初步尝试了歌颂题材的创作。5 0年代以后，“为满足表现‘新的人民时代’的题材与主题的要求，‘颂歌’便进一步发展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范式。在内容上，它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群众的歌颂；一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二者同时也就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10“颂歌”样式成为50－60年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主流，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颂扬达到了登峰造极，歌颂的构思方式也日愈模式化。

    在50年代初期，由于“颂歌”是一种新的主题样式，“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显然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自由诗体的创始人郭沫若，竟用古典词赋形式写出了歌颂新政权的《新华颂》，柳亚子等旧体诗唱和也风行一时。用自由诗形式来写颂歌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流于空洞抒情或概念化叙事的粗制滥造倾向也不在少数。总的说来，可能是诗人积蓄在心底的感情急于倾诉，语言上往往表现出“江河不择细流”的泛滥风格，散文式口号式甚至语录式的叙事句比比皆是，泥沙俱下，既粉碎了一般抒情诗歌的规律和节奏，以宏大叙事来重新创造诗歌的巨无霸形式；又反映出诗人主观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颂歌”体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矛盾，它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

    把这种政治抒情诗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胡风创作于1949年底到1951年初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时间开始了》11.这部作品有五个乐章组成：第一部《欢乐颂》，以1949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为缘起，极力夸张和渲染会场的热烈气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第二部《光荣颂》具体描写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历史以及她们在时代感召下奋起反抗的几个光荣典型；第三部《青春曲》里，诗人将主观抒情转换成一组感性的形象，对小草、晨光、雪花、土地、阳光等新生事物的青春充满了真纯的感激。这是一组形象优美感人的抒情小诗，可惜诗人当时并未全部完成。第四部由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写起，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与诗人相知的几个先烈的英魂进行灵魂的对话，非常深情、真挚地写出了先烈们的生活剪影与灵魂真实；最后一章为《又一个欢乐颂》，回到了开国大典的欢庆场面。全诗有三千多行，以欢乐起，以欢乐终，其中贯穿了政协会议、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三个历史时间，也贯穿了诗人个人寻求革命追求理想的生活道路；全诗在构思上精心设计了宏大的政治抒情体诗、凝重的叙事体诗和轻快的抒情体小诗相交替的诗体结构，使之波澜壮阔，大开大阖，充分传递出那个欢乐时代的精神之魂。

    胡风创作这部政治抒情诗的心情可能比较复杂，不仅仅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欢呼（尽管表现出来的是这种形态），当时胡风的文艺理论已经受到中共具体领导下的有计划的批判，被认为是“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去曲解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