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大众文化形态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新文学可能受到的威胁。于是他这样解释了新文学的传统：“文艺大众化或大众文艺底内容底这一个发展，汇合着‘五四’以来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底发展（新现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进步的创作活动所累积起来的艺术的认识方法底发展，这三方面底内的关联就形成了‘五四’新文艺底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3 如果把这三个方面的内涵的顺序倒过来说，那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实践、从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以及以大众化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且不讨论胡风对新文学传统的整合是否全面，他在理论上作出的努力，正是想把抗战以来文学实践的新的经验归纳到“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去，来充实和丰富新文学的传统。胡风强调了以大众化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是进展而不是否定了“五四”的传统，所谓不是“否定”，即迄今为止的大众化运动依然是仍然没有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任务中突变出去；所谓的“进展”，是指“五四”新文学由“市民阶级”把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它的继承者。4 很显然，胡风虽然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捍卫者自居，但他对“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这个认识，则是沿袭了自瞿秋白以来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一般看法。

    就在同一年的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了完全不同于以前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他称“五四”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在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这样一来，抗战以来共产党直接参与并建构的新的文化现象，成为“五四”以来的文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用热烈的口吻高度赞扬了鲁迅，把鲁迅为象征的3 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概括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5 鲁迅当年确实用过“围剿”两字，那是用来戏拟2 0年代末“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等对他的批判攻击的，现在毛泽东把这个词与当时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将鲁迅为旗帜的左翼文学运动纳入了整个革命斗争事业的范围中，很自然地引申出了朱总司令和鲁总司令的两支军队的说法。6 毛泽东虽然站在比胡风高得多的政治起点和理论起点上总结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并且也把它与抗战以来的新的文化规范统一起来，但他的结论与胡风的结论是不同的。面对战争，胡风强调了文学运动必须带了“新文艺底传统”走进“战争所显示的生活密林”，如果没有了这个传统，“文艺运动对战争的服务就弄到手无寸铁”。7而毛泽东则是站在战争所要求的立场上，更强调的是如何把文学运动改造成文化军队的现实需要。在几年后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一系列文艺思想及其论述的出发点，起于其《引言》部分，即关于两条战线和两支军队的论述。8 为了达到这个需要，毛泽东对新文化的主要体现者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和欧化的文学表现样式，逐一地进行了批判。9 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建立起另一个标准--中国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他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两条途径：一、无条件地向工农兵大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以大众的思想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二、无条件投入战争，一切为战争的胜利服务，也就是一切都围绕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可以看得出，这两个要求都鲜明地烙上了战时文化的特殊印记。

    很显然，由于战争的规模与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