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她们便会觉得这样大的房屋是不十分适宜的了。人民会渐渐安定下来。人民不必用枪刺来把豪奢的银行家逐到搁楼里去，也不必用武装来护卫贫穷的工人搬进银行家的大厦里，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就会和平地把适当的住房重新分配妥定了。现在的农村公社重行分配田地，并不使分得土地的人感到不便，这样聪明而良善的方法，谁能不佩服呢？在俄国公社的管理下的田地与常常到法庭去起诉讼的在私有财产权名义之下的田地比起来，前者改换主人的时候较后者更少。难道我们会相信欧洲大都市的居民的智慧和组织力还不及俄国与印度的农民吗？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革命，多少总含着一点扰乱日常生活的意义；那些希望从日社会跑到新社会时，甚至于连资产阶级的食桌上的器皿都不会震动的人，不久会觉悟他们的这种见解是谬误的了。诚然，改换政府的时候，可以不必去搅扰那些正在用午餐的堂堂的绅士，然而社会对于维持养活它的人民所犯的罪恶，决不是由任何政党的把戏所能救济的。

    纷扰是免不掉的；不过我们应该使它不致成为完全没有意义的损失，而且我们应该设法使它减少。而且——我们不惮烦地重复说着——我们要减少每个人的不便利，只有和那些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团体商量，决不能委诸官厅和委员会；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成功。

    人民用投票法选举出轻浮的候补者，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个候补者要求获得代表人民的荣誉，而且装出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能够做的样子。然而当人民自己去做他们所知道而且和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时，总要比让什么官吏什么代表去做时所得到的结果更要好些。巴黎公社不就是一个适合的例子吗？伦敦船坞的大罢工不也是这样的么？而且我们不是在每个村落公社中都见到这个事实的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