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有着必要的资本，开设了某项工业；他设法把原料供给与工厂或制造所，规定生产的方法，付给一定的工钱与雇工，而掠取其剩余价值（或利益）；他说，这种利益是来报酬他的经营事业的劳力，保证他所冒的危险，并且准备补偿对于货物市价的变动的。借着这种口实，他便占有了这种利益。

    现在垄断着资本的人为着维持这种制度起见，多少也会有一点让步；例如，要分配一部分的利益给工人，或者宁肯创出一种计算工钱的滑尽，使物价涨高时，工钱也随之增高。简言之，他们为着要依旧支配工业而且获得其最初的利益起见，便不得不忍受一点牺牲。

    据我们所知，集产主义虽然主张把现社会秩序大大地变革一下，但是并不废除工钱制度。对于劳动者，只不过拿国家（这即是说全国的或一个地方的某种形式的代议政府）来代替个人的雇主罢了。在集产制度之下，国家的或地方的议员，以及委员官吏等支配着工业。他们手里握着使用生产的剩余（说是为着万人的利益）的权利。并且集产主义又在通常的体力劳动者和熟习一种技术的人二者中间划出一个极微妙而又极大的区别。不熟练的劳动在集产主义者的眼中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劳动，而职工、机械师、工程师、科学家等等的工作，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复杂的劳动，而且可以得着高的工钱。然而无论体力劳动者也好，职工也好，纺织工人也好，科学家也好，都是国家的工钱奴隶——至于近来常说的“都是官吏，”不过是说来装饰门面罢了。

    那么，将来的革命对于人类的大贡献只是使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不能继续存在，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便是消灭工钱奴隶制度的利器，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纵使我们承认在繁荣和平的时代渐次实施的集产主义的改革是可能的（实则在这样情形之下，究竟能实现与否还是疑问），然而在革命的时期，当数百万饥饿者的需要同着第一次的诉诸武力的呼声一齐发生的时候，这却是不可能的了。政治革命不必动摇工业的基础，而人民争取财产的革命必然会使生产和交易麻痹停滞。国库里的数百万公款还不够支付几百万失业者的工钱。

    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坚执着这一点。新基础上的工业的改造（我们要指出这个问题是异常重大）不是在几天之内便可以成就的。而另一方面人民也不能够忍受数年的饥饿，去为那些维持工钱制度的理论家尽力。为着渡过这种危急时期起见，他们便会要求他们平常在那样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共有——即分配粮食。

    空讲忍耐是没有用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归共有，那么，他们便要去抢劫面包店。

    假若这时人民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对付他们面前的一切，他们就会被枪毙。为了要实行集产主义，无论付什么代价，都必须要把“秩序”维持起来。——秩序，训练，服从呵！资本家不久便会明白，当人民被那些自称为革命家的人枪毙的时候，革命本身会渐渐成了群众的眼中钉，于是资本家便会来援助那些秩序的防卫者——纵然这些人是集产主义者也不要紧。依这样的行动方法，资本家后来又会想出扑灭集产主义者的方法。倘使照这样“秩序便恢复了，”其结果也是容易预料的。那些“秩序”的拥护者不以枪毙“凶徒”为满足，还要找出“乱民的巨魁”。他们重新设立裁判所，雇用刽子手，把最热心的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去。1793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出来。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世纪反动就是这样地得着胜利的。最初埃伯尔派①和“疯狂者”②被杀了——米涅③记着当时的争斗，还称这些人为“无政府主义者”。④随后丹东派⑤也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一派把这些革命党人杀死后，他们自己也被逼迫着走上断头台。因此人民渐渐对流血感到了厌倦，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