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在苦斗和穷乏的生活中，一切有用的东西都不能够到他们的身边；因为他们没有钱来买这些东西。

    都市革命后，应该立即着手制造农夫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再去制造那些富豪的太太小姐们的装饰品了。巴黎的缝纫机也应该制造乡下人的衣服：做工的衣服和星期日穿的衣服，而不造英、俄等国的贵族和非洲富豪的太太们穿的高价的晚礼服了。各工厂各制造所也应该立刻从事制造耕作器械、锄头、草镰等等器具，不必再等英国送这些东西来交换法国的葡萄酒了！

    都市也不应该再遣派什么挂着红的或虹色的肩章的监察员到乡下去，命令农人把生产物拿到这里或那里了；只是派几个亲切的代表到乡里用和睦友善的样子对乡下人说：“我们要你们的产物，可是你们也可以随便在我们的仓库和店铺里取用你们需要的东西”。于是粮食便从各地方送来了。农夫只要把自己要用的食物留起，其余的全送到城市里来，这是自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觉得都市的劳动者是他们的同志——他们的弟兄，而决不是掠夺者了。

    也许有人要告诉我们说，同时需要着工业的完全的变革。当然，在某一些部门这是不错的；然而在有一些部分便可以很快地改造过来，使衣服、钟表、家具以及其他现在都市以额外价值售与农夫的简单器械都由农人自由取用。织工、裁缝、鞋匠、洋铁匠、木匠以及其他许多工匠、技术家等不再制造奢侈品了，把他们的力量用在有用品和必需品的制造上面，这是很容易的事。最急需的是一般人的心理应该完全相信这种变革，并且把它视作正义和进步的行动；而一般人也不会再被某一些理论家的得意的梦想所欺骗了——他们认为革命只限于占取工业的利润，而让生产和商业仍旧照现在的样子存在，其实这样的革命的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我们对于整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如此。不要再用什么纸片去欺骗农夫——纵然那上面印得莫大的金额，也是无用的；我们要用他们土地耕作者必需的物品去交换他们的生产品。于是土地的产物便可以源源地输到都市里来。假使不曾做到这样，我们的都市便受着饥饿、反动与失望亦将接踵而至。

    Ⅶ

    我们已经说过，大都市需用的谷物、麦粉、肉类等不仅是从国内各地方购来的，而且还有些是从国外买来的。各国输进巴黎物品虽有很多的香料、鸟类以及各种美味，但谷物和肉类也是大宗。

    然而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城市应该尽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赖外国。俄国的小麦，意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虽有很多的出现于西欧市场上，然而并不是因为输出这些物品的各国已经十分有余了，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象牧场上生的蒲公英一样是自然生长的。例如在俄国，农民每日做十六小时的工，然而为了把小麦输出外国，缴纳地主和国家的租税的缘故，每年竟要挨饿三个月乃至半年之久。当俄国农村收割好了的时候，警察便立刻出现了，要是农夫迟纳租税或未把地主的租钱付清，他就随便把他们的牛马拿去公卖；要避免这个办法，农夫只有含着眼泪承认把谷物卖给经营输出业的商人。通常农夫都愿意只留下九个月的粮食，把其余的都卖去，免得别人把他们的牲畜拿去贱价出售。这样，因为要维持生活到第二次收获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树皮和草叶拌合在麦粉中吃，在丰年他们只吃三个月的树皮和草叶就够了，遇着凶年便要吃到六个月之久；同时在伦敦的人，却用他们（俄国农夫）的小麦做成饼干来吃着玩。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俄国农夫便会留着很充足的面包预备给他和他的小孩食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农夫也要照这样做；我们希望印度人照这样的好例做去，也可以得着利益；要美国的农夫来完全补足欧洲谷物的不足，究竟也困难。所以要靠他们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