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本序）

    反对共产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的流行的论调之一，即是说这个思想已经是这样旧了，然而它从来不曾实现过。古希腊的思想家常常有理想国家的计划；稍后，初期的基督教徒组织了共产的团体；又过了数百年，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时期，便有大的共产主义结社发生。后来在英法两国大革命之际，这同样的理想又复活起来；最后近世法国1848年的革命爆发了，这个革命受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的鼓舞甚大。因此便有人对我们说：“但是你们看你们的计划的实现期还远得很呢！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对于人类的本性和欲求的了解有着根本的错误吗？”

    骤然看来，这个反对论似乎是很有力量的。然而当我们更精密地考察人类历史时，这个反对论就会失掉力量了。第一，我们看见亿万的人在他们的共产村落中能够维持那社会主义的主要元素之一（即是将那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土地收归公有，并且以各家族的劳动能力为标准来分配它）以至于数百年之久；其次我们又知道西欧土地共有制度的崩坏，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被政府创设土地的独占制度以帮助贵族和中产阶级所促成。再次我们又知道中世纪的都市能够在连续的几百年中间维持着某种社会化的生产和商业的组织；这数百年都是知识上，工业上和艺术上进步最速的时期；至于此等共产制度的衰颓，大半因为当时人们没有能力，不能将农村和都市，农人和市民联合起来，协力反对那个破坏了自由都市的武力国家之生长。

    这样地了解的人类历史，并不能够供给一个不利于共产主义的论据。反之，它却象是实现某种共产组织的努力之一种连续，这种努力在某时期以内是得着了部分的成功的；而且我们还敢断言人类至今还没有寻到一种依据共产主义的原理，把农业和急速发达的工业以及进展得很快的国际贸易结合起来的适当方式。这所谓国际贸易尤其显出是一个搅乱的要素，因为借远道的商业和出口贸易而致富的并不再单是个人的或城市了；而是一国或数国，它们剥削了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这些情形，虽开始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末叶，然到了十九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完全发展。近代共产主义自然要考虑到这些情形。

    我们现在知道法国大革命，在其政治的意义之外，还是法国人民（在1793年和1794年中间）在三种不同的方向接近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第一就是财产的平均；用很高的累进率征收所得税和遗产承继税，又直接没收土地，然后来重新分配，并且单独向富人征收苛重的战争税。第二个企图就是一种都市的共产主义，日常最需要的消费品，由都市购备，以实价出售。第三是制定全国标准物价的制度，注意生产的实费和相当的贩卖的利润。国约议会热心地尽力来实施此种计划，然而快要成功的时候，反动派便得势，这工作也遭破坏了。

    这个卓越的运动从来不曾被人适当地研究过，然而近代的社会主义正是发生于这个运动的当时——如里昂的南吉①的傅立叶主义，与夫邦纳罗蒂②、巴贝夫③及其同志的强权共产主义。恰当大革命之后，近代社会主义三派学说的伟大的建立者——圣西门④，傅立叶⑤，欧文⑥以及无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者葛德文⑦，便同时出现了；而邦纳罗蒂、巴贝夫等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的秘密团体，则为后来五十年间战斗的强权共产主义的模范。

    ①L’ange，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官和地方官吏，傅立叶的先驱者。——译者

    ②Pi（1764—1837），意大利的律师，因宣传法国革命的原理，被逐出国外，1793年归化法国。后因参加巴贝夫的活动被捕，1797年5月被判逐出法国。1830年再到法国，以后死在巴黎。他写过一本叫作《巴贝夫与平等团的阴谋》的书。——译者③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