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12月9日，云南地方当局宣布起义，成立了“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是为起义当局的最高军政指挥机关。卢汉要求地下党派员参加该委员会，但当时云南地下党尚未公开，亦未得到党中央指示，故暂不参加该委员会。地下党领导考虑到昆明地区敌情比较严重，要巩固革命成果，维护昆明社会安定，必须及时肃清暗藏敌特，党组织应积极领导这一场肃反斗争，并争取掌握公开专政机关。乃通过联络员与卢汉商定：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建议委派宋一痕为处长，实际工作，由我党派人主持；下面的工作人员，亦由我党调配。

    12月11日，市委副书记赖卫民传达上级指示：决定原市委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及市委保卫部。保卫部的任务是镇反肃特及维护昆明社会治安，由市委副书记赖卫民领导，田秉熙、朱人杰、田培宽为部委，朱、田二人进入公安处主持工作。1950年元月初，又调来原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吉星明，补为保卫部部委。

    12月13日，公安处正式成立，一场由我党领导的大规模搜捕敌特的斗争，拉开了帷幕。

    保卫部根据敌工工作几年来调查整理汇编成册的敌特名单，以及各条战线党盟组织转来的大量群众检举揭发材料，每天由公安处开出逮捕名单，经赖卫民批准，由公安处派专人分批率领从学委抽调来的党盟员约200人参加逮捕，16日以后，义勇自卫总队调武装配合各警察分局“警盟”成员，连夜进行搜捕。经过11个昼夜的大规模搜捕，面上的敌特已大部分落网，从而保障了昆明保卫战时的城内安定局面。搜捕工作一直进行到2月底，共捕获敌特反革命分子1290人(包括起义当局10～12日逮捕的)，对解放后昆明的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安处并进行了监狱管理及审讯工作，到3月初，全部被捕人员及档案材料完整移交军管会公安部接管。

    回顾这一场肃反斗争，云南地下党从云南的实际条件出发，不失时机地将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作为昆明市委直接领导的公开肃反机关，实行了党统一领导下的专门机关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这无疑是党组织的重大的正确决策。在解放大军尚未进城接管之前，地下党第一次行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这在全国城市解放中尚无先例，是昆明地区肃反斗争的一大特点。

    调查掌握敌特组织的人员情况，历来是我党城工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1948年，在高志远领导下，敌情工作小组就动手调查掌握了一部分敌特组织人员名单、照片和住址。

    “七·一五”事件后，我们曾向敌特两次指名投递警告信，引起敌特的震动。随着敌工工作的开展，我们在敌人军、警、宪、特中，广泛开展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救盟”、“军盟”、“警盟”。敌特组织系统、人员情况正逐步为我所掌握。高志远指定由田培宽专门进行汇集整理。1949年6月，全国解放已成定局，赖卫民接替高志远领导敌工工作，提出进一步汇编敌特名单，作为解放昆明时镇反肃特的依据，此项任务仍由田培宽负责，内容包括组织系统、姓名(及化名)、年龄、籍贯、住址、职务、罪恶事实、来往关系、像貌特征等，并尽可能取得照片。为了便于保管和携带，采用32开小笔记本，蝇头小楷书写，一式三份，共汇集了300余名敌特人员情况，计划在解放军进入云南时，派田培宽携带该册潜出昆明，交解放军领导随军进入昆明，执行搜捕任务。后因云南和平起义，该名册就成为我保卫部执行镇反肃特的重要依据。

    材料的来源，主要从敌工工作所属的“救盟”、“军盟”、“警盟”成员中取得，也有地下党各条战线转来的情报。如刑警大队附潘少卿，与我党建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