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

    吓不已，说了一大堆使人料想不到的废话。

    “下一次我一定乐意借钱，”他含糊地说，“但是这一次……说实话，得请你原谅我了……”

    说完他就抓起帽子急急忙忙走了。只有那个说圆梦书的青年有同情心，还能帮上忙，即使还不到时候。他比别人留的时间长，真正同情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遭遇。最终，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的母亲及那个青年共同商定不去请大夫，最好去叫辆四轮轿式马车把醉人送回家。而在找到马车之前，暂时试用一些简便方法，例如用凉水敷太阳穴和头部，用冰敷头顶等。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开始做这些事。那个青年飞也似地去找马车，因为是在彼得堡郊外，又是深更半夜时候，连出租马车也没有了，于是他跑到很远的车行去租，把车夫都叫醒来。开始讨价还价，他们说，这种时候租四轮轿式马车就是五卢布也不够，不过还是同意了三卢布。但是，将近四点左右那青年坐着租来的马车回来时，他们早已改变了主意。原来是伊万·伊里奇仍然神智不清，疼痛难忍，呻吟不止，辗转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送他回家是绝对不行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会是什么结果呢？”已经完全不知所措的普谢尔多尼莫夫说。怎么办呢？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把病人留下来，那么把他安顿到哪儿呢？全家仅有两张双人床：一张大的双人床，是姆列科皮塔耶夫夫妇的，另一张是新买的胡桃木的，是新郎新娘用的，所有其他住户，或者确切点说是女住户，都睡在地板上，横七竖八，多数人睡在羽毛褥子上，那些褥子都有些破烂，散发着一股臭味，也就是说太不像样子，而且刚够那些人用，几乎没有多余的。把病人安顿到哪里去呢？褥子大概还可找到一床——万不得已时可以从中抽出一床来。但是铺在什么地方、摆到什么上面呢？看来，只有铺在客厅里了。因为这间屋子离家人的住地最远，而且有一扇单独的门。可是铺在什么上面呢？难道铺在椅子上吗？大家知道，只有给那些周末回家度假的中学生才把被子铺在椅子上，而对于像伊万·伊里奇这样的人物，这样做是十分不恭敬的。如果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睡在椅子上，他会说什么呢？

    普谢尔多尼莫夫不希望听到那些话。只有一个办法了：把他安排到新娘床上。我们已经说过，这新娘床在紧挨餐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床上铺着新购来而未用过的双人褥垫，干净的床单，四只粉红色细棉布枕头，外罩镶褶边薄纱套子；被子是绣花粉红色缎子的；从金环里垂下来薄纱帐子。总之，一切都很完美，差不多都去看过卧室的客人们，都称赞它的陈设。新娘虽然讨厌普谢尔多尼莫夫，但在晚宴时好几次悄悄地跑进新房去看过。当她听说，要把染上类似霍乱的病人放到喜床上时，她感到多么气愤和恼恨！新娘的母亲为女儿抱不平，大骂，说第二天要告诉她丈夫；但是，普谢尔多尼莫夫显示权威坚持要那样做，于是伊万·伊里奇被抬进去了，而把新郎新娘安排到客厅的椅子上。新娘哭哭啼啼，准备去闹，但又不敢不听话：因为她父亲有一根她很熟悉的拐杖，而且她也知道，她父亲明天一定会要求她详细报告的。为了安慰她，他把粉红被子和薄纱枕头给了她。这时，青年坐着马车回来了；当得知不需马车时，他十分惊惶，他必须自己付车费，而他口袋里还从来没有过十戈比。普谢尔多尼莫夫声明他已身无分文。大家试图劝导车夫，但他闹起来，甚至敲打栅栏门。我不甚了解这是如何了结的，好像是那青年像囚犯似地坐着那马车上佩斯基圣诞四街去，那里有一个学生在熟人处留宿，试着把他叫醒，问他是否有钱？当新郎新娘在客厅里安置停当、闩上房门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在病床旁守护一整夜。她睡在地毯上，用皮袄蒙着头，但也不能入睡，因为她不时要爬起来：伊万·伊里奇的肠胃十分糟。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是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