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的话，这个金字塔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坐在权力顶峰的帝王，下面则是为皇帝服务和维系帝国运行的官员，最底层则是最普通和大众的百姓。

    在这之间，还有一个层级，就是连接官员和平民之间的纽带——吏。

    吏的概念范围，各个时期又各有不同。先秦时期的吏，更多是官吏统称，在先秦分封制下，后世所谓的“吏”并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和土壤，因为分封制下周天子并没有相对集中的王权，而各诸侯、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袭的领土，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则为家臣，家臣对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而大夫对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强，与后世官吏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

    秦始皇建立起集权而庞大的封建帝国，皇帝掌握着各级地方管理者的任命权，官职体系开始制度化、体系化、职能化，官员也不再世袭，地方统治者的权力也开始短暂化。

    在官员层级的权力弱化的同时，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必然就需要另一个阶层的队伍来辅助官员层级对地方进行管理，这时候，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政治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

    西汉时期对吏就有明确的划分，丞、尉级别，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

    事实上，吏的分类远不止这么简单，帝国各个职能机构，都有五花八门的吏员职位，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

    帝国的税收、兵役、社会治安管理、各种国家政策，最终的基层实施者皆为基层小吏。

    有人说，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官员议政于庙堂，胥吏执政于江湖，帝国行政机构的运转，无法离开庞大的吏员集团维系。

    但这样一个庞大而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却很低下，在某些时候甚至不如他们管理的庶民。对于权力顶层的精英来说，他们是作奸舞弊的小人；对底层百姓来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小吏们通常成了穿风箱的耗子，两头不是人，印象分都很差。

    不但印象分差，其实吏员们的生存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小吏没前途，也没“钱途”。

    在秦汉时期，对官员的选拔还有吏道这一途径，也就是说，你当小吏如果干好了，明天你就可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员，慢慢接近权力中心。但自从东汉开始后品流渐分，直至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要当官，主要看家世，看出身，你当小公务员干得再好，也只是小吏一名，咸鱼永不翻身。步入隋唐后，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要当官得进行文化考试，在读书人里选，而吏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他们依然很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

    作为吏员阶层，不仅跃升高层踏入官员阶层无望，经济收入也很低下，长期以来，只有少部分吏员能领到微薄的薪水，大多数低层小吏是没有薪水领的，吏职是作为一种差役来行使，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如在北宋帝国的前期，整个帝国在乡村基层组织不设官员，而是差派乡村主户承担不同的职役，“催督税赋、逐捕盗贼”，是为差役法。没有薪水拿的乡村基层“公务员”们不但没有报酬，同时还得承担许多责任，常常因此荒误农事，搞不好还得拖累家庭破产、妻离子散（失去生辰纲的杨志就是这种典型的倒霉蛋）。

    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针对帝国大量的差役伤农扰民的现状，实施了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募役法废除按户当差，而由民户按户分摊出钱，由政府再出钱请雇人为吏应役。

    在王安石看来，募役法是各项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项，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避免了农民服役误伤农事，同时使吏员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