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片地就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黄金地段，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无忌的私人府邸。西汉时，据说梁孝王刘武曾在此筑台奠天，祈祷自己的亲哥哥刘启早点归天，自己也穿两天龙袍玩玩。北齐时这里正式成为了佛家的地盘，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建起了寺院，初名为建国寺。

    后来建国寺在战争中毁于战火，在唐初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住宅，后来一名叫慧云的和尚用募集的钱买下了这个宅园，再建建国寺，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因以相王即位，故赐建国寺“大相国寺”，建国寺由此改为大相国寺。

    在唐朝，大相国寺便声名在外，吴道子、石抱玉、李邕、韩干等书画名家都在大相国寺留下过墨宝。在当时，这里也是著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留学，曾长期居住相国寺。在这里空海专门学习佛法和文字，并突发奇思，参照中国汉字的草体偏旁为日本人创造了名叫平假名的日文字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赵氏兄弟在开封建立北宋帝国，大相国寺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顶点，多次重修扩建，到宋徽宗赵佶时已占地五百余亩，绝对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寺。

    北宋时期的大相国寺，是赵氏王朝的皇家寺院，每逢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要来此举办道场，给皇帝庆祝生日。除此之外，地处繁荣东京中心地段的大相国寺还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除了佛教圣地的身份，大相国寺还演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里每个月都要举行五次万姓贸易集会，和尚也有商业头脑，于是寺中设置了很多摊位出租，经济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调到东京大相国寺，就相当于从山西五台县台怀镇镇政府一下调到北京崇文区区政府，鲁达因祸得福了。

    由于每天要会见众多来往国际友僧、皇族王公、达官贵人、商贾香客，智清禅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安置这个五台山师兄推荐来的和尚，大相国寺经费太多，多养一个鲁达实在是小菜一碟。至于安排智深和尚做啥倒是个难事（智真长老在书信里提及了鲁达是个什么货色），智清禅师想了想说，智深你去守那片废园吧！

    地处繁荣东京的相国寺商业中心，怎么可能会有一片废弃的菜园子呢？

    是的，废园，那里确实有一个无人敢居住的废园。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记得鲁智深在那里倒拔杨柳，而没有人再想起，之前这里曾经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

    狄青在官拜枢密使后不久，把家搬到了大相国寺旁。

    为什么把家搬到大相国寺这样喧闹的商业繁华地带，《宋史·狄青列传》上的官方解释是，那两年东京频频发生水灾，狄枢密使老家被水淹（不知道文宰相、欧阳大人他们家为什么就没事），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迁往大相国寺。

    这一说法经不起考据。史载，大相国寺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两次因水患而被毁（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可见这里也并不是避水患的好地方。

    狄青避的恐怕不是水祸，而是人祸。当年，唐朝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后，害怕朝中鱼朝恩等专权宦官的诋毁和中伤，特意把自己的府门终日大开，允许平民自由进出，便于朝廷监视。大相国寺是商业繁华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住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容易见光遮不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谁还搬来这里呢），狄枢密此举与郭大元帅有异曲同工之处。

    狄枢密不知道的是，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认为狄青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地说，狄青应该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