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室里透过来的一道光线。在这道光线中我看到一络散乱的头发、她头上的小圆帽和她那双毅然决然的眼睛。我还记得站在外屋门槛上的她那黑色身影和她捧着的一个白色纸包。

    “‘我本想送送你，可我已经没有力量独自走回来了，我害怕。’我对她说。

    “‘你不要怕。再忍耐几个小时吧。中午以前我就到你这儿来。’这就是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最后几句话。”

    “嘘！”客人忽然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又举起一个手指以示警告，“今天这个月圆之夜可真不安宁呀。”他说着，又躲到阳台上去了。伊万听到走廊上推过去一把轮椅，有人抽泣了一声，或许是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

    病房里又静了下来；客人从阳台回到屋里，告诉伊万：第120号病房又住进了一个新病人，这个人直哀求大家把脑袋还给他。伊万和客人在不安中沉默了一会儿，定了定神，重新谈起原来的话题。可是，这的确是个令人不安的夜晚啊——走廊里又传来了人们的谈话声。客人只好对伊万耳语。他的声音极轻极轻，因此他后来所讲的一切，除了头一句之外，只有伊万一个人知道。那头一句话是：

    “她离开我的住处后，过了约摸一刻钟，就有人来敲我的窗户……”

    看来，客人对伊万耳语的是一件使他非常激动的事。耳语时他的脸不时地抽搐着，他那飘忽不定的目光里游移、闪动着恐怖和愤恨。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月亮的方向，其实这时阳台上早已看不到月亮了。直到万籁俱寂、听不到门外有任何一点声音时，他的嘴才离开伊万的耳朵，用稍微大一点的声音说：

    “是的，就是这样，一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我还是穿着那件夹大衣（不过这时扣子已经全都扯掉了）蜷缩在我的小院里，冻得发抖。我身后是埋住了香花丛的雪堆，而面前，往下看，则是透出微弱灯光的、已经拉上窗帘的我那半地下室的两扇小窗。我俯身到第一扇窗前听了听，听见我的房间里正在放留声机。我只听清楚了这些。但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站了一会儿，走出栅栏门，来到胡同里。风很大，下着雪。一只狗向我脚前蹿过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急忙躲开它，跑到街对面去。寒冷和恐怖早已成了我经常的伴侣，我几乎要发狂了。我无处可去。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跑到胡同外的大街上，往有轨电车底下一钻了事。我已经从远处看见了那些灯光通明的、外面挂满白霜飞驰着的大箱子，听到了它们在严寒中发出的极讨厌的格格切齿声。但是，亲爱的邻居，问题是恐惧感控制了我全身的每个细胞，我不但怕狗，也怕那有轨电车——是啊，咱们这座大楼里再没有比我这种病更糟糕的了，真的。”

    “可您总该给她通个消息呀，”伊万说，对眼前这位可怜的病人很表同情，“再说，您的钱不是在她那儿吗？她当然会替您保存吧？”

    “这一点您不必怀疑，她当然会保存。不过，您好像没听懂我的话吧？不，更像是我自己丧失了从前那种描述事物的才能。不过，我对您说，丧失这种才能我也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对我再也没什么用处了……她的面前，”说到此处客人虔敬地朝着深夜的黑暗处望了一眼，“也许会摆上一封寄自疯人院的信。难道能往这种地方写回信吗？给精神病人写信？别开玩笑啦，我的朋友！告诉她？让她不幸？不。这我绝对做不到。”

    伊万感到无力反驳这些话，但默默无语的伊万心里对他充满同情和怜悯。客人戴着他那顶黑小帽，沉浸在回忆引起的痛苦中，不住地点着头说：

    “那女人真可怜啊！不过，我指望，她现在已经把我忘掉了。”

    “可您还能够恢复健康啊……”伊万的语气显然毫无信心。

    “我这病治不好，”客人心平气和地说，“斯特拉文斯基总说他能够使我重新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