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的人之外，每一个人都值得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我们却不能断言这种已经开端的进步最终将达到什么目的。

    在中世纪后期，对于被看作包括全人类的产业组织的研究，已略见端倪了。以后各代都看到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广大的发展。研究这种组织的热诚也随着它的发展而增大；前代对它的研究的努力从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近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使我们比前代更为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形成进步的原因是很少的，和我们所能预测的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是很少的。

    在前一世纪之初，有些冷酷的雇主和政客为独有的阶级特权辩护，他们觉得要使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袒护他们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往往自称为“经济学家”。即使在我们自己时代里，那些反对把大量费用化在大多数人的教育上面的人，也以这个头衔自称，虽然当代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这种费用是真正的节约，从国家观点来看，不这样做是错误的和不好的事情。但是，卡莱尔和拉斯金，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两人那样辉煌和高尚的诗意的作家，不加研究就认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要对他们实在是反对的那些言行负责，因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普遍误解。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是反对的。

    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或者他们设法医治旧的救贫法灌输到农业及其他劳动对心中和他们的家庭的毒素；或者他们拥护工厂法案，而不顾有些政客和雇主假借他们的名义竭力反对。他们毫无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

    但是，在勇气和谨慎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他们看起来是冷静的，因为他们不愿担负提倡向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急速前进的责任，而对这种道路的安全的唯一保证就是人们的具有信心的希望，他们的想像力是丰富的，但既不受知识的限制，也不受艰苦思想的训练。

    他们的谨慎也许有点过度：因为，即使当时伟大的有先见之明的人的眼界，在某些方面也比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狭窄；现在，一部分由于生物学研究的启发，环境对于形成人的性格的影响，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事实。因此，经济学家现在对于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已经知道采取一种较为远大和较有希望的观点了。他们已经相信，人类的意志如用细心的思想来指导的话，能够改变环境，以至大大地改变性格；从而实现更有利于性格、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经济和道德的福利的新的生活状况。现在和过去一样，他们的责任是反对达到这一伟大目的之一切似是而非的捷径，因为这种捷径会毁坏人类的精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像现在这样的财产权利，并没有为建立经济学的那些大家所尊重；但是，有些硬把既得的权利说成是作为极端的和反社会之用的人，却是错误地以经济学的权威自居。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细心的经济研究的倾向，并不是以任何抽象的原则作为私有财产权的根据，而是以这样的观察作为根据的：

    在过去私有财产权与切实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因此，谨慎地和尝试地进行废除或改变即使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情况似乎是不适当的那些权利，是负责的人应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