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和向遥远的目标前进的习惯。这些特征可以而且往往的确使人互相竞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使人走上，而且现在的确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各种好的和坏的联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趋于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动的倾向与前代的大不相同，因为它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被动地与邻人联合的结果，而是每个人自由选择某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似乎最适合于达到他的目的，不论这些目的是否为了利己。

    “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诚然，前代的产业形式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己心，但也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人心。所以，近代的特色是精明而不是自私。

    例如，当原始社会的风俗扩大了家庭范围，并规定了一个人对他的邻居的某些义务时——这种义务到后代已废除了，它也规定了对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在近代社会里，出自家庭情感的义务，虽然集中于较为狭小的范围，却变得更为强烈；而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近代的人民平常对待这两种人时，公平和诚实的标准，比原始人民对待他们的邻人的某些方面为低：但比原始人民对待陌生人却高得多了。这样，只有邻居关系是松懈了，而家庭关系在许多方面比从前加强了，家庭情感所引起的自我牺牲和热诚比过去大得多：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近代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有意识的利人心的日见增长的源泉。为近代竞争发源地的那个国家，以它的收入用之于慈善事业，其数额比其他任何用途为大，而且化了两千万元去购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自由。

    历代的诗人和社会改良家，都用关于古代英雄的美德的动人故事，要想鼓舞他们自己时代的人民达到较为高尚的生活。但是，历史记载和当代对于落后民族的观察，一经仔细研究，都不能证实这样的说法：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大体上更为苛刻和冷酷；或者说，在风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选择方向的时候，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往往更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利他人。有些民族的智力似乎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近代商人的独创能力，其中有许多人即使与邻居在交易上也斤斤较量，表现了一种有害的聪明。最肆无忌惮地乘人之危的商人，无过于东方的谷物商人和放债者了。

    再者，无疑地，近代使贸易上的欺诈行为有了新的机会。

    知识的进步发现了新的鱼目混珠的方法，并使许多新的搀假的方法成为可能。生产者现在与最后的消费者相距很远；他的错误行为不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如果一个人必须生活乃至于老死在他的故乡，当他欺骗了他的邻人时，就要受到这样的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相反的，近代的贸易方法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包含抵抗欺诈行为的引诱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在一切社会条件之下，虽不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的忠诚的事例：但是那些曾经要在落后国家建立新式营业的人，感到他们常不能对当地的人委以重要的职位。需要坚强德性的工作比需要优良技能和智力的工作，甚至更不能没有外来的帮助。贸易上的搀假和欺诈行为盛行于中世纪，达到惊人的程度，而我们现在却考虑当时这种错误行为很难不被人发觉。

    在金钱力量占优势的各个文明阶段中，在没有感觉到仅仅是有形的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文中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的真正“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描写是美丽的，激发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许多小地方的居民，欲望单纯，大自然的恩惠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确有时对物质需要几乎毫不关心，而且也不会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