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压力下的开放

    当毛泽东紧闭国门试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之时，资本主义已经把人类社会拉入了一个新型的竞争环境，所争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竞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竞争。竞争中的优胜者，在世界上拥有远大于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影响力，而竞争的失败者，则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国家。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与历代帝国一样，孕育着决定命运的三大趋势。在与国外列强的关系方面，中国的相对实力越来越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口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国内关系方面，官吏集团的规模日益膨胀，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边界受到严重压缩，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邓小平顺应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泄洪闸。这是中国的体制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

    相对人民公社制度，传统的自耕农制度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民追求这种利益的压力的让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农产品短缺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

    相对计划经济和国营工商业制度，传统的民间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制度也蕴藏了巨大的利益。政府无力在国营工商业体系内安排城市剩余劳动力就业，无力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力解决流通渠道不畅和供应短缺问题，因而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政府不得不容忍民间商贩和城乡贸易市场，不得不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结果，在政府获得巨额税收的好处的同时，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在国营工商业体系之外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个在规模、产值和利润方面全面超越国营的民营工商业体系与市场一起迅速壮大，各类商品由普遍短缺转为全面过剩。

    相对封闭而言，向世界开放同样蕴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国短缺的资金、技术、设备、知识和市场，都可以在开放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补充。开放政策一方面将国外产品和企业引进了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踏上了分工和进化的良性轨道，并且逐步熟悉并接受了世界通行的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

    在各个社会集团调整权利边界的同时，帝国时代官吏集团的老症状也表现得日渐鲜明。一套架空正式规定的潜规则体系逐渐扩张和强化，利用权力从各方面挤榨的油水，吸引并滋养了一个规模日益扩张的集团。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下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格局，一个帝国从未见过的、与欧洲的宪政诞生即资本控制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经济格局。

    这个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历代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退居三线，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的国营工商业正在退居二线，而民营工商业和非国有资本控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企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和税收财政的主要支柱 。

    国有企业做出了顽强努力，但是屡战屡败。国有企业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已经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变成了呆帐坏账 ，正在将数以百亿计的股民资金变成垃圾股。

    与上述趋势相反，民营资本正在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吸纳过剩人口、交纳各种税费、增强国力和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等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而且，民营企业集团与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大不相同，他们交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较。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进行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