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

    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即孔丘和孟轲，荀况是第三位。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为儒家，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充分发挥，就会形成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况则持“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才能使人向善。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道德呢？循着本性生活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

    荀况从两方面解答。首先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更好，必须合作互助，形成社会组织。有了社会组织，必须要有行为准则，也就是所谓的“礼”。

    荀况认识到，人是有欲望的。如果甲之所欲和乙之所欲不是同一物——比如说，有人喜欢征服别人，有人喜欢被征服——那就没有问题，可以和谐相处。或者说，人人所欲都不是稀缺之物，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呼吸，不用争夺，那也没有问题。又或者说人们可以孤立生活，互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很多。可是世界并非如此，人们必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不用每天争斗，那就必须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约束。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约束。有了外在的礼，才会有内在的道德，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要向善。

    荀况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非功利的角度来论证善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而且无毛，而是因为“有辨”。禽兽虽然有父子却没有父子之情，畜牲虽然有雄雌却没有男女之别，就是因为无辨。

    换句话说，动物有父子，有雄雌，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则是社会关系，是文明的体现。

    后世有人这样认为，孟轲的性善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左翼；荀况的性恶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右翼。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牵强，却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荀况对于孟轲，是极其看不起的。

    他曾经这样写道：“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他们的纲领，一副志大才高、见多识广的样子，照搬古代的旧闻编造出新的学说，非常邪僻而不合礼法，晦涩而无法言说，闭塞而难以理解，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才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啊！’——这就是孟轲之流倡导的学问，世间那些愚昧的儒生跟着起哄，浑然不知他们的错误。”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分歧不言而喻，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何种区别？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简单地说，性善论往往导致人治，因为它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品德上；性恶论一般导致法治，因为它认为人性一定要受到约束才有可能向善转变，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关键是人人守法，而不是期望出现什么包青天、康熙大帝这样的贤臣圣帝。

    不难看出，荀况的学术主张，实际上已经滑向了法家。那个年代，实行法治最彻底的国家就是秦国。从《荀子》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荀况去过秦国，而且会见过秦昭王和范雎，就秦国的内政外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荀况认为，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了，地理位置优越，百姓驯良，风俗简朴，下层官吏办事勤恳，上层官僚奉公守法，这都是由于推行了法治。但是秦国还有前进的余地。荀况理想中的政治是“王道”，其次是“霸道”。按照霸道的标准来说，秦国已经登峰造极，无可挑剔，但是离王道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劝秦国的当权者，武力的威力是有限的，使用武力一定要有节制，要回过头来重视文德，只有文治武功相结合，才能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

    在这里，荀况和孟轲的分歧又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