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百战余生的精锐。他入主益州的初期，也都是依靠这支军队，对地方豪强采取了一些压制和防范的措施。建国后，虽然收罗重用了一批谋士能臣，可先帝真正亲近、信任的，还是军人。独领一方的关羽、张飞、魏延，都俨然一副诸侯气派。这便形成了军强民弱、武强文弱的局面，这种格局在荆州、彝陵两次大败后，给国家造成非常严峻的形势。”

    “可想而知。”赵直接口，“这两次一败涂地损失了昭烈麾下几乎全部劲旅与若干久经沙场的名将。所以说他留给了孔明一个烂摊子嘛。”

    “接手国家的丞相发现，他出于无兵可用、新兵无用的尴尬境地。”我翻出两段记载给他看，“第一次北伐时，‘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赵）云，（邓）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虽然不是主力部队，可在赵云将军的率领下，兵力多过敌人、反而被敌人击破，这么罕见的个案足以显示当时重组的汉军战斗力之弱。”

    “真无奈。你说的转变就是这时？”赵直总能适时提出能引发讲话者解说欲望和成就感的关键问题。

    “对！”我振奋地回答，“与先前高高在上的精锐相比，丞相组建了一支由文官控制、又能立于不败的汉军！”思绪在这里稍做停滞，“我想丞相不大喜欢高级军人。这很可以理解。从董卓开始，纯粹由军人控制的军队给世间带来太多苦难，由手握大权的军人发起的行动也常常导致一些不可知的后果：忠贞善战如关将军者，也险些倾覆了国家。所以，丞相的行为准则是，军队必须绝对控制在代表政府的文官手中。”

    “怎么控制？”赵直问。

    “一个一举两得的法子：教育。赵直你应该能感觉到普通的汉军士卒与其他军队的最大差别吧？”

    “荣誉感、使命感所带来的高昂士气和严格纪律。”

    “没错，兴复汉室的理想感染了汉国百姓，每一个士兵都有朴素的是非观和判断能力，他们不再像汉末部曲私兵那样，只忠于豪强军主，他们忠于国家与整个天下，忠于一种理想、一种责任。这与之前谈到丞相之治军有异曲同工之妙，丞相把士卒视为可信赖的一个个‘人’的‘个体’、而非‘工具’来对待。想想吧，渭水对峙时，汉军与魏国百姓杂处屯田，军民之间秋毫无犯。这是乱世里许多军队在本国都做不到的事。它依靠的不是强制执行的严格军纪，而是每个士兵的理想：只有真正明白其使命是拯救与解放、不是征服掠夺的士卒才能做到这一点。也正因为此，丞相去世，魏将军想要夺权、杀掉一直与自己不和的杨仪时，士兵们没有跟随军队的副统帅、将才出众、善待士卒的魏延，却选择了官职低微、不通军事、平日又忌刻琐碎的长史杨仪。显然他们认为，这时杨仪等文官代表着冷静的思考与周密的计划，是更能把国家导向有利方向的人。这样的事情古今罕见。有了这样的军队，我们才能在丞相殁后数十年，始终以一州之地保持对曹魏的积极攻势，以攻为守、昂扬生存。”

    “相当精彩。”赵直拍手笑道，“活像孔明之喉舌。这一来，你先前提出的问题不也迎刃而解了？关于他为什么不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托给魏延。”我恍然大悟时不禁想：难道这仅仅是他启发我接近与发现答案的办法？事实上这段有关“从军人建立并掌握的国家”到“忠于国家的军队”的论述，他早已了然于心？可是，以我对这妖人的了解，这确是他知识范畴以外的事。

    “因为孔明断断续续与我谈过类似话题，我这才能做出你虽与他身处异世，却能心意相通的判断，这对你来说，是莫大光耀与最高夸赞了吧？另外，”赵直进一步剖析，“尽管魏延是天生将才，却也不值得全盘倚靠。在军事上，‘天赋’这种东西从来都不全可靠。想想将星们的战斗历程吧！官渡之战的胜利者在赤壁遭到惨败；在获嘉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