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闻其详”的表情。

    “那倒谈不上。”我放下笔，微微仰起头，“我想，闪耀的三分，必须感谢它的母亲——后汉末年、‘建安’风流。‘建安’是怎样一个年份？礼崩乐坏、生灵涂炭吗？不仅如此。它在推倒秩序的同时建立了另一种规则，其创建力比破坏力更大。它使人们发现生命还有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多样的选择：大奸、大善、大恶、大德，原来个体亦有机会参与建筑甚至左右建筑这个广袤世界。它使单个生命的尊严与力得到罕见的高扬，正因为此，赵直，我们才能见到漆黑夜空里熠熠生辉的群星。我所说的‘建安中人’，大抵有这样的共性：向外，追求宏大、不朽的功业以期达成自我实现，为此不惜动用每一类型的才智，光明也好、邪恶也罢，不肯使姓名随着身躯一同腐烂无闻，是他们最迫切的要求；对内，看到乱世生命流逝多么轻易，人生又多么脆弱，不免产生悲生悼亡之感，发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叹息，这是最坚强的心灵里也都保有的柔软角落，为友谊的中道离析、人生的半路夭亡伤痛不已，想要抓住所有珍惜的事物，又明知怎样努力也抓不住……内在的短暂、无力感更促使外在发奋博击，于有限之内成就无限……赵直啊，缺乏死亡紧迫感的你在读到‘依依’、‘恻怆’、读到丞相为一位年轻朋友之夭折流下眼泪时，或许难以产生共鸣吧。这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我曾以为是幸运。”赵直回答，“近来却日益感到是莫大的不幸。说不定，死亡真是上天对凡人的大恩赐。”他淡淡悲伤地举目，轻声道，“快了。很快我们便能目睹一次完整的死亡、悲痛、多情与……坚毅的担当。”

    白帝城已近在眼前。

    以下便是我在《先主传》里叙述的昭烈之死：“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殁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对于这么简单的记载，赵直甚为不满。我告诉他说依照史迁草创的史书体例，同一件事会分别表现在不同的参与者的传记内。

    “好吧，《李严传》里你是怎么写的？”他问。

    “差别不大。”我笑笑道，“‘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而已。”

    “《后主传》呢？”

    “啊……《后主传》不用写这个。后主没来永安宫。”

    “难道你会在刘理、刘永的传里写上几笔？”这两位皇子专程从成都赶来，竭尽孝道，为父亲送终。

    “也不会。老实说因为‘不得不写’，我才勉强为他俩立传。”——照惯例，后妃与宗室子弟在史书里总要占据一席之地。

    “哗！学到我的直率了。”赵直大笑，“不兜圈子了。拿来。”他把手一伸，而非直接盗窃我的思想或凭空取得史传稿本，以表达对“写史的人”的尊重。

    递给他一张写有《诸葛亮传》茧纸的同时，我的心绪也飘回白昼的永安宫：今天——在被赵直带入的这个时空里，恰是四月二十四，即昭烈皇帝驾崩之日。我亲眼目睹了汉国多年来口耳相传的盛举：白帝托孤。与之前多次设想的不同，皇帝病逝于阳光明媚的午后而非阴沉的深夜，他声音响亮地命令内侍卷起帷幄，摆好棋盘后下令传来诸葛亮与李严。见到如此神采奕奕的皇帝，李严与诸葛丞相都是一怔：前者旋即喜形于色，后者则在瞬间的、不易察觉的蹙眉后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丞相被要求坐到榻侧与皇帝对弈，一旁胡床上尚书令双手扶膝地观战，兴致勃勃。黑白子纵横交织，第一局皇帝胜出四目，第二局丞相胜出一目，决胜的第三局，照赵直的说法是：“双方都很谨慎”，中盘时昭烈随意地问：“孔明还在抄先秦的典籍？”

    “是。”

    “还是原来那些？”

    “是。《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之类。”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