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赵直道，“少帝临终之时，唱了这样一首歌。那年他十八岁。”

    王朝结束在累累白骨之上。

    董卓、皇甫嵩亦是白骨堆里零落的一部分。

    “他死于亲信王允策划的一场政治谋杀，我是说董卓，”赵直悠然道，“死后被暴尸于长安，人人恨不得吃他一块肉……”

    “至少有一人例外。”我忽然插话。

    赵直怔了怔，笑了：“没错，不料你连这都知道。”

    “太小瞧我了。”我道，“事实上，我有点困扰……”

    “什么？”

    “该把蔡邕的传附在董卓后呢，还是放在文士传里？”我试图从赵直那里得到一些建议。当人们争先恐后对死去的董卓表示唾弃与憎恶时，大才子蔡邕偏偏抚尸号啕，极尽哀切之能事，他因此被认为是董卓一党而被王允处死。“株连，无端株连！”我叹道。

    “文士传的话，你想把蔡伯喈（邕）与谁放在一起？”赵直手一招，凭空握住一壶小酒！这是极稀罕的。汉国多年来处于战争状态，所有资源都被集中起来为统一战争服务，私人用粮食酿酒被严格禁止，而这种限制，对赵直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酒香使我舔了舔唇。

    我回答：“陈琳，王粲……”

    “滑天下之大稽。”赵直扔下酒壶，“你怎么能把粉红与深灰放在一起？”

    “你说蔡邕是粉红色？”我感到不可思议，“你不是说我是黛色？”

    “哦？”赵直饶有兴味地看着我，“你认为他也是个写史的人？”

    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竟刹那间置身在我所熟悉的书房里，这使我能轻易从一堆古老的书简里翻出记载。“你看，”我指点着，“这是当时人给他求情时说的话，都说不妨免他死罪，让他象司马迁一样戴罪书写后汉历史……”

    “呵，陈寿，你的看法总是来自客观，而我的确常用纯粹的主观来做判断。”赵直微笑，“说说看，你眼里的蔡伯喈是个什么样的人？”

    “蔡先生……”我谨慎地选择着词汇，“他是当世公认第一的书法家，音乐家和文学家，第一流的经学、史学家，后汉文人没有比得上他的。他反对董卓的专权残暴，可又深感董卓的知遇之恩，所以这才会做出抚尸而哭那么、那么不合时宜的事来吧。”

    “说得不错。”赵直漫不经心，“这和他是个‘粉色’的人并不冲突，你知道，我总会被华丽的生命吸引，蔡邕的才能相当华丽，可他把富丽文采用于交游吹捧、孜孜不倦地为人歌功颂德。董卓招揽他，无非是想要修饰门面。蔡伯喈的一生，只是在装点装点别人、装点装点自己。这种人怎么配执笔记录群星闪耀？而杀他的王允，”赵直的语气转为凝重，这是在谈到他无法俯视的人时的口气，“是个刚毅的男子汉。”

    “他把诛杀蔡邕这件事看得很重，他拒绝了无数人的求恳，不惜背负‘刚愎自用’、‘嫉贤妒能’、‘公报私仇’等罪名也要杀掉这当世第一的大名士，把这最显眼的一抹粉色驱逐出乱世，彻底铲除重文章、轻节义的末世浮华，让人们知道该去做些什么，而不是说些什么。对了，”赵直随手丢给我个小酒葫芦，轻松地说，“你可知道蔡邕还有个徒弟？”

    “唔？”

    “就是后来的东吴丞相顾雍。”

    看着我一口酒全喷到前襟上的狼狈样，赵直满意地笑了：“想不到吧？”

    那个顾雍？那个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的顾雍？那个滴酒不沾，不喜宴乐的顾雍？那个埋首政务做了十九年丞相的顾雍？被孙权评价为“有这人在座，大伙儿谁也高兴不起来”的古板家伙，会是当世第一大名士的徒弟？的确让人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