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产生基本共识，让政府放手而为，追求众人皆无基本歧异的政策，如黄金年代的西方国家。而政府也常常需要依赖专家意见，这类意见是外行的行政当局不可缺少的。当这些科技顾问开口时，只要口径一致——或至少同多于异——政策上的争议往往得以减少。只有在专家学者意见分歧时，外行的决策者才陷入黑暗，仿佛陪审团碰上检辩双方分别召来心理专家作证一般，两方莫衷一是，只有胡乱摸索。

    但是我们也已看见，危机的二十年，破坏了政治事务的共识，以及一向以来为知识界共知共识的真理，尤其在那些与政策制定相关的学科里，更是如此。至于全民携手，军民一体，站在政府背后共赴国根的情景（或反过来政策与人民强烈认同），到了90年代也变得极为少有。诚然，世界上的确仍有许多国家的人民，认为一个有力、活跃、负有社会责任、配得某种自由行动程度的政府乃势不可缺，因为它的任务是追求全民幸福。不幸的是，在世纪末的今天，真正符合这种理想的政府却很少见。即或有，却多出在以美国式个人至上为立国典型的国家，并不时为诉讼纠纷及政党利益所污染。更多国家的政府，则软弱或腐败到人民根本不期待它能为公共福祉有所建树的地步。这一类国家往往在第三世界屡见不鲜，不过正如80年代的意大利，在第一世界也非闻所未闻。

    因此，所有的决策者中，最不受民主政治头痛问题干扰的便是以下各项了：私营大企业、超国家级组织——非民主政权自然也包括在内。在民主政治的体制里，决策过程很难不受政客插手，唯一的例外，只有在某些国家里，中央银行的行动总算可以逃其掌握（一般可真希望这种例子也能在他处如法炮制）。不过越来越普遍的状况，却是政府先斩后奏，尽量绕过选民或议会；或者造成既成事实，让选民去头痛是否推翻定局的难题。因为民意难测，且又分歧不一，更常有迟钝惰性，因此或者就此轻骑过关也未可知。于是政治更加成为规避逃遁的手法，因为政治人物岂敢说出逆选民之耳的建议。更何况冷战结束，政府再不能轻易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从事秘密行动，因此这种规避隐晦的策略，可能将会愈发流行。甚至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的决策体也将脱离选票掌握，唯一留下的间接联系，只有任命这些单位的政策本身，当初总算是由选民决定。政府权力的中央化和集中化，如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英国的所为，更有增加这类不需听从选民意志行事的特别任命单位的趋势——浑称“类非官方机构”（quasinongovernment Organiztion，quango）；甚至连权限分立不曾有效确立的国家，也发现这种悄然铲除民主的伎俩甚为方便好用。至于如美国之类的国家，此举更不可缺。因为在体制内行政立法天生分立之下，若循正常途径——除了幕后协商之外——有时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决议。

    到本世纪末，甚多选民已经放弃政治，干脆让“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去为国事操心——“政治阶级”一词，似乎源于意大利。这些政治阶级，彼此互相研读对方的讲辞、评论，是一群特殊利益的职业政治家、新闻从业者、政治说客，以及其他种种在社会信任度调查中敬陪末座的职业中人。因为对多数人而言，政治过程与其根本毫不相干，最多只对个人生活有些影响而已。而且与此同时，生活的富裕、生活空间及娱乐形式的私人化、再加上消费者的自我本位，已经占满了一般人日常的生活内容，于是使政治变得更加不重要与无趣。而另外有一些选民，发现从选举中一无所得，也断然决定弃政治而去。1960－1988年间，前往美国总统大选投下一票的蓝领工人比率，跌落了三分之一（Leighly Naylor，1992，p．731）。此外，由于组织性群众政党的衰落——不论是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