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地阻断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截断了赫德的臂膀。同时为加强华员在各海关的力量，唐绍仪下令今后各关税务司应让华员发挥更大作用，并规定今后不可多用洋员，使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始动摇，有力的打击了西方列强把持中国内政、外交的企图。可惜的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嫉妒，唐绍仪在税务处的位置并未干很久，于1907年4月该任奉天巡抚，税务处又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局面唐绍仪是无法掌控的，但唐绍仪在税务处任内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辛亥革命后，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渐渐萌生。唐绍仪在辛亥革命后思想转变之快，对于一个曾在清朝为官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其他官僚所不能比的。这无不与他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的。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得唐绍仪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润，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迸发出来，从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次南北议和就使唐绍仪的共和思想得到表露。很难想象，一个旧式官僚在一次革命中就能很快转变自己的思想，除非内心深处已具备某种思想。唐绍仪即是如此，由于早已受西方的民主思想的感染，使得他这个专制时代的旧式官僚在辛亥革命后很快就倾向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尽管他还处在袁世凯的阵营。辛亥革命发生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在与南方军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处处对南方退让，使得清帝得以退位，中华民国得以建立。

    甚至，唐绍仪不仅毫无异议的接受共和政体，还在国民会议召开的具体办法方面提出设想：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国民会议，有四分之三的省到会，即可开会。当时独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唐绍仪提出此等办法，实际上已经是在为共和政体埋伏笔。从这一点上来说，唐绍仪是中国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的共和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经过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对共和体制的破坏，加上阶级属性，导致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对孙中山的通过军阀战争完成统一来恢复共和体制失去信心。但作为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学生，唐绍仪主要学习的是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所以他没能认识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只有在民主思想为全民所接受、无军人干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几千年专制思想的流毒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在中国根本上行不通。但就唐绍仪的出发点而言无疑是应当值得肯定的，他曾经对于民主共和思想的执著，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精神。

    唐绍仪是一个具备民族主义情愫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愫和思想是进步的。他为维护民主共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很大的功绩。